从硅谷创业者到知识产权保护先行人

总第26期 李薇发表,[综合]文章

见到朱坚律师时,他刚于前一晚12点乘飞机回到北京,凌晨1点和4点分别参加了两个电话会议。而早晨,他仍然神采奕奕,侃侃而谈。
 
朱坚现为博钦律师事务所洛杉矶办公室的合伙人,也是博钦律师事务所驻北京代表处的首席代表。他毕业于复旦大学,后赴美学习。在7年的在校时间内,他从加州理工学院获得了生物分子专业的博士学位,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法律博士和工商管理硕士双重学位。之后,他成为美国专利商标办公室的注册专利律师,加利福尼亚州律师协会、美国知识产权律师协会和技术转让执行官协会的成员,华人生物学家协会的董事(2005-2007),目前是北核协会的主席。他还作为美国生物工业组织(BIO)组委会代表,积极将中国代表团及参展团介绍到BIO中。2008年,他被美国《商业周刊》评选为生命科学领域最有影响力的“海归”华人之一。
 
远渡重洋,却放弃诺贝尔之梦
 
1986年,朱坚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学专业。当时,国内了解出国信息的渠道非常少,但朱坚还是凭借自己的努力,1988年进入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分子生物学博士。从最初的专业选择,到后来的出国深造,他的目标只有一个:成为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加州理工学院为中国培养了最顶级的人才,如钱学森、周培源和谈家桢。因此朱坚一直把去这样的院校深造作为自己的梦想,他想做最顶级的科学家,把科学带回中国。在去加州理工学院前,朱坚对那里的教授和大师们充满了敬畏感。他的导师是生物学界大师James Watson教授的学生Elias Lazarides。然而上课时学生和教授们围坐一起边喝啤酒、吃披萨边讨论课题的教学形式让这种神秘和敬畏消失了,他想要成为科学家的动力似乎也减弱了。朱坚对记者说:“人有时候就是这样,越有神秘感越会去努力。”这也许正是他后来不断探索新领域的原因之一。
 
1991年,当导师到世界药业巨头美国默克公司工作时,朱坚选择了同往。之后,朱坚开始了白天工作,晚上写毕业论文的生活,直到1993年博士论文答辩完成。当时在默克工作的中国人寥寥无几,朱坚成为早批到默克工作的中国研发人员之一。在这里,一名研究人员的生活可以过得很舒适,收入丰厚、工作轻松,正如很多远渡重洋者的“美国梦”一般。谈到这里,朱坚笑着对记者说:“我可以预测未来的生活是怎样的,我甚至可以看到我的老年在什么地方,这让我很不舒服。”正是这种舒适生活渐渐让朱坚觉得挑战性不够,对生物学的选择也开始动摇。在美国,一个人在高中、大学就会逐渐明了自己兴趣的方向。中国当时的很多人出国深造的专业选择与政策导向密不可分,认为科学会给中国带来促进。因此,不少中国留学生背负着使命感去学习,甚至不能确定是否真正热爱所选择的专业。朱坚也是在这种环境中不断调整自己,想要进入更有挑战性的领域。
 
朱坚说,当时美国顶级的学生很多读医学或法学,但医学是自己生物学专业的延伸,挑战性不够。而读法学需要他一切从零开始,于是他选择了更具挑战性的法学。在默克发生的一件事也促使朱坚更快地做出选择。当时,朱坚和几位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物质,功能和紫杉醇类似,可以阻止细胞分裂,遏制癌细胞的产生,但是比紫杉醇分子还要小一半。他们向默克的知识产权部申请专利,然而专利律师回复说,这种化合物的专利已经被其他公司拿到,用于抑制真菌生长。尽管发现了新用途,朱坚却被告知已经没有机会申请专利。这种情况让当时的朱坚感到费解,他认为科学角度上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这件事也促使朱坚决定投身知识产权领域,攻读法学。
 
两次转型,攻读法学和MBA
 
1994年,朱坚正式向哥伦比亚大学申请法学博士学位。与他同时去美国读书的很多中国人还没有完成学业时,他已经在考虑如何转型了,并且还是少见地从自然科学转到法学。朱坚在1994年的申请书里以切身体会阐述了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同时在导师的鼓励下,他意识到将来更需要综合性的人才,也同时申请了MBA学位,希望今后可以把知识产权保护和商业结合起来。
 
1995年,朱坚离开了默克公司,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法学和MBA。当时很多人会选择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不会有太大的经济压力,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在顶级学校,因为课业繁重,学校也不允许。选择哥伦比亚大学,朱坚需要贷款25万美元来完成学业。现在回想起来,朱坚觉得当时的行为风险很大,只是年轻的他并没有意识到。
 
法学和MBA的学习对朱坚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挑战。在中国和美国都学习自然科学的他几乎没有接触过人文知识,所以学习十分艰苦。为了弥补人文和法律知识的双重缺陷,他每天连续读书十几个小时,半夜2点以后睡觉,早上6、7点钟起床都是家常便饭。刚刚离开默克公司轻松工作和丰厚收入的他并没有动摇,因为这个时期的学习让他获得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多的知识。他说,如果现在给他一米高完全和自己专业不相关的资料,他几乎在三天之内就能成为这个领域的“准专家”。因为他当时学到的是获得知识的方法,这让他在之后面对任何一个新的领域时都不会感到害怕。
 
朱坚说:“哥伦比亚这样的学校,已经不只是教人法律是什么,而且教人法律应该是什么。” 法学院的学习,特别是涉及哲学、经济学等深层次的部分,对他的价值观产生了很大影响。那几年的学习为他弥补了西方哲学知识的欠缺,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从孟德斯鸠《法的精神》到卢梭平等的观念,朱坚渐渐熟悉了美国宪法背后的法律基础。
 
两次创业后,一切归零
 
在哥伦比亚的学习中他慢慢发现,自己对风险投资很感兴趣。从事风险投资的人一般都具有复合学科背景,因为风投是对金融、投资、法律、管理的综合应用。1998年,他毛遂自荐去美国的风险投资公司实习。当时美国的风险投资公司几乎不接收实习生,更何况他是没有金融背景的外国人。于是他一年之内发了一千多封自荐信,并不断调整自己的方向,最终引起一家公司的注意,接收他去实习。在这家风险投资公司里,朱坚经常有机会参加董事会的讨论,面对一些大公司的总裁,眼界也随之变得更开阔。在这家公司的实习让他意识到在风投领域实战经验的重要性,最好自己先运作一个风投支持的公司,有经验后再做风险投资人。同时,公司有一些非常成功的风险投资家也鼓励他这样做。
 
1998年,当朱坚的一个中国朋友想把一个生物学项目引入美国市场时,他接受了邀请,成为朋友公司的合伙人,并着手去硅谷融资。然而,想在众多的融资者中脱颖而出并非易事。当时向风投提交创业计划书的人非常多,能有机会与风险投资公司见面的人却寥寥无几,而朱坚凭借在风险投资公司的实习经历和法学、MBA背景,终于获得了一家公司的两次投资,共1700万美元。不仅如此,朱坚的公司还吸引到了包括当时史克公司的主席和辉瑞制药的全球生产总裁在内的业界人士的个人投资。朱坚十分珍惜这次机会,还没有毕业的他提前过上了“空中飞人”的生活,周一到周三在纽约上课,之后立刻飞到加州工作,周日再飞回纽约,甚至很多功课他都是在飞机上完成的。资金到位后,朱坚主要负责业务和法律方面的工作,他对自身兴趣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然而,公司发展得并不顺利,风投对管理层缺乏信任,沟通不畅使公司遇到问题时难以解决,后续投资因而停止。
 
朱坚回想这次创业经历时,认为该公司主要输在了几个方面:人的管理、文化差异和细节。人的管理既涉及到管理层之间的沟通,又涉及到管理层和员工的沟通,而当时作为一名没有任何经验的创业者,朱坚并没有意识到管理中沟通的重要性。来自美国的风险投资公司在向这家中国人创办的公司投资时,对中国情况并不了解,也没有重视中美文化的差异。朱坚虽然是中国人,但离开中国已经很久了,思路和模式都是美国化的,对中国的文化也并未真正领悟,即使想起到桥梁的作用也力不从心。同时,由于没有创业经验,一些细节上的疏忽也使公司失去不少机会。朱坚说:“每一个成功的公司背后都隐藏了很多故事,不是像表面看起来那么一帆风顺的,都经历了很多。也正是因为经历过,他们的成功才有更大的价值。”
 
之后,朱坚继续坚持着自己的创业之路。2000年,他和一个加州理工学院的中国同学共同运作一家网络公司——中国联合在线,一个B2B网络平台。ERP系统(企业资源计划系统)、CRM系统(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刚刚兴起的SMS、网络彩票,这些在当时看来十分超前的项目,朱坚都想涉足。因为当时的他一心只想把这个公司做上市,所以不断扩大公司规模,在全国建立分公司,全部员工加起来有400多人。资金很快烧完了。失去资金后,他也尝试去吸引新的资金,但是此时中国的网络大环境已经不允许了。2001年中期,朱坚结束了第二次创业。回想这次创业,他觉得自己没有从盈利角度出发,而是盲目扩大规模急于上市,状态很浮躁。一些事情在理念上和思维上虽然超前,但由于经验跟不上,所以落实的时候就脱节了。无论出国、学习、转型、毕业还是创业融资,对此前的朱坚而言都是一帆风顺的,所以这次的打击让他难以承受。虽然在中国仍有其他机会,也有网络公司请他去做CEO,但他还是决定回到美国,静下心思考。
 
回到美国后,朱坚带着帐篷在山里住了一个月,其间他几乎走遍了美国西部主要的国家公园,一直在思考自己输的原因。至今,他仍觉得那一个月的思考对自己的帮助很大。朱坚说:“我前面走的路都非常顺利,几乎没有输的概念。所以说人没有输过就不行。那一个月后,我重新调整了自己,觉得做事情要扎实,不能把一下子做出成就当成一个目标,而是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做。有可能做成,有可能做不成,但只要过程中很扎实、很心安理得就够了。对过程要重视,市场需要的时候才有可能成功。市场如果不需要,很可能一辈子都默默无闻,不过只要留下足印了就没有遗憾。之后我对生活的期望值就低了很多,我的期望就是早晨起床时活着,这就挺开心的。”
 
回归初衷,投身知识产权保护
 
经过冷静思考和对自己优势的分析,朱坚决定回归申请法学院的初衷,将自己的生物学背景和法学背景结合起来,投身知识产权保护。然而,他刚回到美国时,美国经济十分萧条,律师事务所都在解雇人,想要找到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时,朱坚陷入经济上的窘境,读书时25万美元的贷款还没有还,有半年的时间甚至只能靠信用卡生活。后来通过猎头,朱坚终于获得了一家知识产权事务所LYON & LYON的面试机会。当看到他的经历时,事务所发现他没有任何律师执业经验,对他的稳定性有所怀疑。朱坚诚恳地和事务所的人谈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和想要扎扎实实做事情的想法,加上学科背景具有优势,这家事务所终于决定让他试试。
 
于是,2002年初,朱坚成为这家事务所的助理。他不仅要辛苦地工作,还要放下自己所有的骄傲,一切从零开始。期间,由于美国一些大型律师事务所对知识产权越来越重视,朱坚所在的事务所的一个团队加入了博钦律师事务所。最初几年,除了在办公室工作,他不停地演讲、发表文章,几乎没有在10点以前回过家。2006年底,朱坚成为这家律所的合伙人,用5年的时间完成了别人需要8到9年才能完成的事情。
 
由于十分看好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前景,2006年博钦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建立了办公室,原因是朱坚和他的工作伙伴都觉得上海、江浙的企业知识产权观念更强,相应的需求也多。后来,由于看到中国一些政策的出台对知识产权保护有很大的影响,2007年,朱坚又在北京重建办公室,地点在上地。上海和北京的办公室选址都十分低调,朱坚并没有选择繁华的CBD地区,这次的低调也和他之前的经历有关,这时的他只想扎扎实实做事情。办公室成立后,人员选择也颇费了一番周折,因为他们的“三双”用人标准十分严格,即“双语、双地、双学位”,尽管中国有十三亿人,但符合这个标准的人很少,即使这样他也不想降低标准,宁可继续等待。
 
谈到自己的目标和博钦律师事务所的发展方向时,朱坚说:“我们把在中国的投资当成一种长期投资。中国的业务量已经在稳定上升,既包括国外公司在中国产生的,也包括中国公司自己产生的知识产权申请、诉讼。我们希望能够保护更多自主创新公司的知识产权,如果不是自主创新的公司,保护的价值不会体现得很明显。机械、计算机产业有很多都能够出去,已经看到了这个趋势,比生物产业要走得快,产品的实际效果也快。当大量产品走出去,包括中国自主产生的知识产权也在希望得到全球性的保护时,这个市场就非常大了。”这样的理念也使他成为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先行者。
 
由于理念超前,一些企业难以接受,朱坚在国内拓展业务时遇到不少障碍。他在演讲和给一些企业的建议中,都强调让企业建立自己的知识产权部或聘用专业的知识产权代理。谈到这里,朱坚说:“这个概念确实比较抽象,但企业遇到一些难题时,知识产权部的作用就非常明显。比如专利被偷了,商业机密被泄露了,如果有知识产权部,就能事先把之前的一些程序性工作做好,提高胜诉几率。当然,最重要的是在申请专利时就做好充分的工作,避免因为国内外的专利申请程序和规则不同而产生问题。比如,在美国,专利发明人不可以乱填,否则就是无效申请。而在中国,如果不明确这个概念,这样的专利产品进入美国时就可能被攻击,进而被判定无效。所以,进行知识产权保护时,应该从可能产生的结果反推应该做的事情。此外,一些真正有需求的客户被淹没在大群体里,有需求的企业不知道找到好的代理人的途径,而一些好的代理人也找不到这样的企业。因此,中国的市场还需要一个长时间的培育过程。” 对朱坚而言,这个过程无疑又是一个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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