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标法》第十条第二款有关地名商标的问题研究(下)

总第58期 文/刘晓军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法官、法学博士发表,[商标]文章

  地名是用以确定或代表某个地方并与其他地方相区别的标志,多为文字或图形。《商标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或者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不得作为商标。但是,地名具有其他含义或者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组成部分的除外;已经注册的使用地名的商标继续有效。”上述条款一般被称为地名条款或地名商标条款,其规定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或者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不得作为商标,包括既不得作为商标申请注册也不得作为商标使用。在确立这一基本原则的同时,《商标法》第十条第二款也规定了三种例外,即原则上不得作为商标的地名如果已经作为商标注册的则继续有效,地名具有其他含义或者作为集体商标或证明商标组成部分则可作为商标。本文主要分析地名条款的前两种例外情形。

  四、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具有其他含义且该其他含义强于其“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含义时可以作为商标

  首先,“县级以上行政区划”是指现行有效的行政区划。我国是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历史上作为“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较多也比较混乱,如秦代实行郡县制,汉代实行州郡制,唐代实行道州县制,宋代实行路州县制,明清实行省府(州)县制。如果这些“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均不得作为商标,显然是不现实的。一般说来,历史上的行政区划无论是不是“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只要今天仍然作为“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沿用的,可以适用《商标法》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否则即可不适用《商标法》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即使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曾经作为“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如果今天已经不再是“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则一般也不宜适用《商标法》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如1958年河北省的房山县划入北京市,并与北京市原良乡县合并为周口店区,“良乡”作为“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含义自此消失。如果现在申请“良乡”商标,是不宜适用《商标法》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又如明代初期设立的大庸卫,1914年设立为大庸县,1988年5月18日更名为大庸市,由于“大庸”远不如其辖区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张家界的知名度,故经国务院批准大庸市于1994年4月4日更名为张家界市,“大庸”自此不再是“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如果现在申请注册“大庸”商标则不宜再适用《商标法》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

  其次,省级行政区划的地名及其正式简称均属于《商标法》第十条第二款既已规定的“不得作为商标的”“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我国的地名多有简称,其中三十四个省级行政区划的地名均有简称。周恩来总理曾以一首28字的七言诗概括了当时我国的30个省级行政区划:“两湖两广两河山,五江云贵福吉安。四西二宁青甘陕,还有内台北上天。”其中多用省级行政区划的简称,如第二句的“云贵福吉安”指云南省、贵州省、福建省、吉林省和安徽省。我国市、县级行政区划的地名也多有简称。有的行政区划地名的简称是国家正式承认的,如省级行政区划地名的简称都是国家认可的,并明确记载在民政部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中。如2009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在其目录第二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县级以上行政区划一览表”中,列出了34个省级行政区划并均以括号形式注明了相应的一个或多个简称,如河北省(冀)、四川省(川、蜀)。有的“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地名的简称可能并未被国家明确承认,但至少来说在国家明确承认的“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地名的简称中,省级行政区划地名的简称可以适用《商标法》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如在第2000168482号“藏ZANG及图形”商标驳回复审诉讼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其终审判决中指出:“申请注册的商标为‘藏ZANG及图形’,其中‘藏’字读音已明确为‘ZANG’,与西藏自治区的简称相同,指向特定的行政区域,因此应禁止作为商标。”至于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旧称、别称及非省一级的行政区划的简称,商标审查实践中一般可以作为商标,如山城、春城、羊城、燕京、中原、长安,但“首都”一词属于北京的规范名称,不宜作为商标申请注册。

  再次,“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具有其他含义的,如果该“其他含义”弱于其“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含义,则该地名可依据《商标法》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不得作为商标;但如果该“其他含义”强于其“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含义时,则可以作为商标。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地名的“其他含义”既然强于其地名含义,而且该“其他含义”的产生往往早于其地名含义,则在其“其他含义”的基础上将该地名作为商标并不影响其地名含义,或者说即使对其地名含义有所影响也是其地名含义应该容忍的,就如同其“其他含义”同样容忍了其地名含义一样。此时如果因为其具有“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含义就禁止其作为商标,等于其地名含义鲸吞了该“其他含义”,其背后体现的是权力的霸道而不是私权的平等,与商标权的私权本质背道而驰。顺便指出的是,《商标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地名可以作为商标的三种例外情形同样适用于“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但以“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具有其他含义为由将该外国地名作为商标时,也应要求该“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所具有的其他含义强于其地名含义。

  五、“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或者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的地名含义与其他含义强弱的证明责任

  地名所具有的“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或者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的地名含义与其他含义的强弱在诉讼中可能是一个需要举证证明的问题。地名是否具有“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含义通常较为容易举证,如民政部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各省、市、县的地图都是有效的证据。地名是否属于“外国地名”也是比较容易证明的事。在很多时候,地名所具有的“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或者“外国地名”的地名含义往往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经常不需要举证,也很容易得到各方当事人的认可。而地名是否具有其他含义,往往也是一个不需要举证的常识性问题,即使需要举证,词典、教科书、百科全书等资料都是容易收集到的证据。因此,真正具有难度的是地名所具有的“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或者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的地名含义与其他含义强弱的证明问题,而其中的关键是确定判断主体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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