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域网环境下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限制与例外之再分析

总第65期 文/马云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五庭法官、李鸣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检察院主诉检察官发表,[互联网]文章

——由某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件说起

一、案例索引

  案号:(2011)东民初字第04558号(一审)

  (2011)二中民终字第16561号(二审)

  案由: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件

  案情简介:本案中,北京紫禁城影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紫禁城公司)享有《不见不散》等三部影片的独占信息网络传播权,国家林业局西南航空护林总站(以下简称西南护林总站)未经许可在其官方网站上的视频系统中提供涉案影片的在线播放。故紫禁城公司起诉至法院,认为西南护林总站已侵犯了其合法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应承担侵权责任。而西南护林总站则认为,首先,涉案网站视频系统不对社会公众开放,属公益性网站,播放涉案影片的系统属于内部业务系统内的一个模块,只能由内部工作人员凭借密码进入后才能使用;其次,涉案网站既没有广告,登陆也不需要付费,并非用于营利。由此,其不同意对方的诉讼请求。

  判决要旨:一审法院认为,西南护林总站作为涉案网站的主办单位,在该网站上向公众提供涉案影片的在线播放服务,使网络用户可以在选定的时间和用户选定的计算机终端观看该电影,上述行为侵犯了紫禁城公司对该电影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二审法院进一步指出,虽然涉案网站属于公益性网站,但是,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行为人只要未经许可,在互联网上实施了播放他人作品的行为即构成侵权,故对西南护林总站主张其运营的涉案网站视频系统只对内部员工开放,未向社会公众提供在线播放服务,故不构成侵权的抗辩理由不予支持,其依法应当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二、由本案引发的思考

  技术的发展和变革总是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人们之间信息传递、交流和共享的方式,数字时代的互联网和p2p技术彻底颠覆了以往的信息存储和传播方式,使得公众对作品的获取和使用方式有了质的变化。数字技术使人们通过计算机,可以迅速地将文字、声音、图像等各种信息转化成二进制编码,这使得传统著作权法下的作品类型界限不清;数字技术可以让人们更加方便、快捷、廉价、批量地对作品进行复制,几乎让著作权人无法控制;数字技术具有显著的交互性特征,作品的使用者可以很轻易地将其角色转变为演绎者、创造者,这造成了作者与使用者之间的角色模糊。

  数字时代的到来使得作品的使用和传播有了完全不同于传统手段的方法,这样的冲击也打破了原有的利益平衡,对上述使用和传播行为加以控制的必要性显得愈发突出。20世纪90年代起,国际社会开始着手解决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问题,其中以WI PO的WC T和WPPT的制定为代表,WCT率先将著作权的概念引入到数字环境中,并提出了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雏形,WPPT中也有类似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上述国际公约,抑或之后我国《著作权法》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规定,均未明确网络的类型,有学者认为这说明任何网络都被包含在内。笔者则认为未必如此,原因有如下几点:

  1、如前所述,信息网络传播权是应时代需要出现的,而当时时代背景最鲜明的特征在于互联网的出现和迅速普及,使得个人复制传播作品的能力大大增强,严重威胁到了权利人的利益,无论是国外经典的p2p三部曲案件Napster案、Aimster案还是Grokster案,还是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概念引入初期的王蒙诉世纪互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案,均是在互联网环境下展开讨论的,互联网的开放性和全球性等特征使得其成为权利人和使用者之间利益博弈的焦点区域,也就是说,信息网络传播权出现的初衷主要是为了规制互联网环境下作品的使用和传播行为,局域网这种网络类型并不必然包含在最初的规范对象里。

  2、在北京高院出台的《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试行)》中,专门强调了“将作品…上传或以其他方式置于向公众开放的局域网中,……属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从体例上来看,如果局域网当然的包含在信息网络传播权所规范的网络类型中,那此条对局域网概念的申明是否显得有点多余了呢?在笔者看来,或许正是因为对局域网内传播作品行为的定性存在争议,才单独规定此条进行明确的。

  3、从近年的司法实践来看,法院受理了一批涉及网吧等营利性特征较为明显的局域网传播作品引发的侵权案件,当前关于这类问题的讨论也经常会拿该类型的案件作典型的例证。而渐渐忽视了局域网本身的技术概念和其所包含类型的广泛性有可能对判断的结果产生重要的影响。

  作为计算机和网络通讯技术的基础性概念,局域网(local area network, LAN),是指在某一区域内由多台计算机互联形成的计算机组。也就是说,大到一个大型企业的成百上千台计算机,小到一间办公室内的几台计算机,都可以组成局域网,但显然,在两者内传播作品所造成的影响和后果有着巨大的差别。由此,在判断局域网环境下传播作品行为的性质时,固然要考虑到技术进步加大了对权利人权力扩张的必要性,但相应的,我们是否应该也需将该局域网的用途、规模、终端数量等因素考虑在内呢?或者,反过来说,不加区分的将所有种类的局域网纳入到信息网络传播权规范的网络类型中,是否又会造成对权利的保护过度呢?

三、局域网环境下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边界

  著作权的边界实质上是指著作权的效力应该在何处终止,使用者的特权应该从哪里开始,在著作权人的权利范围与使用者的特权相碰撞的地方,就是著作权的边界,它通过著作权的限制和例外表现出来。著作权的限制和例外并非从权利产生伊始就有的,也并非一成不变的,其范围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笔者认为,总的来看,著作权限制与例外范围的发展呈现逐渐扩张的趋势,表现在信息网络传播权方面,如果允许规范局域网环境下的作品传播行为,则对该权利相应的限制与例外也应延伸至局域网。

  (一)数字技术下著作权的边界

  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著作权中权利的限制与例外的发展概况。最初承认权利的行使可伴随一定的限制与例外的国际公约是《伯尔尼公约》,其明确了各成员国可以针对某些情形下规定专有权的保留和条件。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之前,并无关于复制权概念的一般性条款,相应的,对于限制与例外亦无一般性的条款。实际上,在《伯尔尼公约》斯德哥尔摩文本制定过程中,就是为了配合概括性的专有复制权概念的引入,才设置了例外规则。也就是说,最初限制与例外规定的初衷是针对专有复制权而言的。这也反应在之后的巴黎文本中,也能看出这种限制与例外只限于复制权行使的情形。

  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时,《TRIPs协定》引入了《伯尔尼公约》,在将其作为各成员国著作权保护的最低标准的同时,打破了三步检验法仅适用于复制权的范围,将限制与例外扩及著作权人所有的专有权。我们知道,《TRIPs协定》大大提高了著作权保护的标准,与此相应的扩张权利限制与例外的适用范围,是符合著作权法不断追求利益平衡的宗旨的。

  到了数字技术时代,著作权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国际公约,即所谓的互联网条约-WCT和WPPT,在延续了《伯尔尼公约》基本保护的基础上,均明确了限制与例外在数字环境下可以继续适用。同时,我们知道,在互联网条约中,并没有要求成员国必须赋予著作权人针对网络技术的某种特别的排他权利,而是通过“伞形解决方案”(umbrella solution)来赋予原告自己决定采用何种权利来解决这一问题的自由,类似于此,对于制定数字网络环境新的限制与例外,互联网条约也将此权利“下放”给了各成员国,比《伯尔尼公约》和《TRIPs协定》有了更大的新设限制与例外的空间。由此推知,作为其中一种网络类型,局域网下传播权的限制与例外也没有绝对的标准和范围。

  笔者按照时间顺序对不同条约中限制与例外规定的变化做了一个比照,显而易见,无论是类型,还是适用的范围,都是在逐渐增多的:

  

  (二)局域网下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在著作权的各项制度中,争议最大的也许就是以合理使用制度为代表的权利限制制度。一种观点认为,在数字环境下,许可使用合同与技术保护措施相结合,让权利人对作品的控制权进一步扩张,再加上法律对权利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认可,更使得合理使用制度在实质上受到挤压,可适用的范围缩小,因此数字环境下的合理使用范围应有所扩大。

  具体到我国,《著作权法》在2001年修改后虽然增设了信息网络传播权条款,但并未规定与其相应的限制与例外规则。在第22条列举的12种对著作权及邻接权的例外情形中,也没有针对网络环境进行权利限制与例外的特别规定,而是将其留给《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加以具体规定,这种做法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在第6条、第7条规定了网络环境下的合理使用情形。如果说第6条中的规定是将《著作权法》第22条延伸到了“信息网络”下,那么第7条有关数字图书馆局域网例外的规定,在《著作权法》中却并无体现,并且,由于《条例》的性质是法规,从位阶上看低于《著作权法》,效力自然较弱。

  2、《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6条列举了8种针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限制与例外的情形,这些限制与例外情形的规定是列举式的,与《著作权法》第22条的规定方式相同,均没有一个概括性的例外与限制的条款,这种立法体例的初衷是为了明确的列举合理使用情形,引导人们在这些豁免范围之内使用作品。但在笔者下文提到的一些案件中,我们会明确感觉到,这种封闭式的规定不但会限制法院对合理使用的解释,也不符合著作权法不断发展更新的法律特性。尤其在情况日益复杂和技术革新频繁的网络环境中,我们更需要像《美国版权法》第107条中那样对于权利例外与限制的概括性的、一般性的条款,以方便应对层出不穷的新型著作权案件。

  3、根据现行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局域网类型中唯一可能存在合理使用情况的是具有公益性质的图书馆等场所的内部网络,即我们通常所称的“数字图书馆”。但与其草稿相比,该点的具体规定与草稿有显著的区别,即扩大了适用的范围,从“公共图书馆”扩大到“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加上一个“等”字也说明了立法者考虑到了能够适用例外规则的局域网类型不止一种,只要符合列举情形特征的,都可以在满足后续条件的情况下达到合理使用的效果。

  此外,既然《条例》对数字图书馆局域网例外这种情形加以承认,那其余局域网情形就当然的被排除在合理使用范围之外了么?此外,对于数字图书馆可以作为例外的理由是认为其目的是为了照顾社会公共利益,但这样的理由显然难以成立。例如,在一间办公室内提供过期老片供寥寥数人观看,与在一台拥有数百台计算机终端的图书馆内提供热映大片的放映供读者观看相比,显然后者对权利人利益的损害更大,但按照现行法律,前者的提供人是难以用合理使用来进行抗辩的。

  (三)三步检验法的适用

  根据上文的分析,综合考虑著作权发展的历程和当今数字技术的发展状况,著作权的限制与例外从来都是伴随着权利本身的发展而不断扩张的,二者在保持权利人和使用者的利益平衡方面均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样,在局域网下,我们也不应该拘泥于现有框架,面对日益复杂的数字技术环境,作出更合时宜的解释。那么,具体到司法实践中,笔者认为,我们判断局域网中传播作品行为性质时,最重要的依据仍然是合理使用制度中最经典的判断标准--三步检验法。

  1、裁判准则中的三步检验法

  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1条规定,“依照著作权法有关规定,使用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的已经发表的作品的,不得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作为《伯尔尼公约》的成员国,该条起到的作用是将公约中确立的三步检验法转化到国内法中。虽然在实践中不仅被学术界所遗忘,也很少被法院用作司法裁判的准则,但终归明确了三步检验法的后两步可以作为我国司法的裁判准则和行为准则,实践中也确实出现过直接运用该条解决疑难案件的法院。

  在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诉福建周末电视有限公司、福建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等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中,主审法官在判决中解释到,“被告的使用行为对该作品的正常使用不产生任何实质不利影响,也未实质损害该作品的权利人的合法利益,因此……不构成侵权。”本案其实就是法院运用三步检验法突破了我国《著作权法》对合理使用的封闭式规定,创设了新的例外情形的判例。

  2、“某些特殊情形”的理解

  三步检验法的具体含义已在诸多论著中反复出现过,笔者在此不再一一解释,根据上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三步检验法虽然有三点标准,但阻碍合理使用制度在局域网环境下适用最关键的难点在于如何通过第一步的检验,即是否属于“某些特殊情形”。笔者在上文中提到过,我国著作权立法体例对于合理使用的规定是封闭式、列举式的规定,亦即将“某些特殊情形”具体化为一些特定的情形,这其中是不包含局域网的。但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我们还是有可能将局域网环境下传播作品的行为纳入到合理使用的考虑范围内的,理由有如下几点:首先,总的来看,三步检验法为判断某种对作品使用的行为是否可以得到非侵权的豁免提供了一般的概括性准则,但其第一步“某些特殊情形”似乎又使得该准则有了点封闭性的意味,同时,作为后两步的限定条件,这一步相当于为三步检验法设定了一个准入标准,符合它的要求才有资格进行后两步的检验。有学者认为,这一步的存在没有实质意义,无需在确定它的含义方面花费太多的时间,所以三步检验法实际上只有两步。《伯尔尼公约》斯德哥尔摩会议记录也说明了这一点,“第二个条件应该被置于第一个条件之前,因为这样能为解释该规则提供一个更具逻辑性的顺序,……只有在没有不合理地损害作者正当权益的情况下,才可能在某些特殊场合引入强制许可或者规定无需付酬的使用”。

  所以,按照这个逻辑,在应用三步检验法时,只有后两个标准对判断是否属于合理使用起到实质性作用,在某种行为满足了后两个标准时,我们自然可以称其为一种特殊情形,而无需再单独就特殊情形有哪些进行规定。具体到局域网情形下,我们可以淡化使用环境即网络类型的因素,直接就作品在局域网中的传播行为是否与作品的正常使用相冲突,以及是否不合理地损害了权利人的正当利益来判定是否属于合理使用。

  第二,在关于信息网络传播权是否可以延伸到局域网环境的讨论中,主要的争议在于对“公众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取作品”的理解分歧上,主流的观点认为,不能将“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绝对的理解为个人可以随意选择24小时内任一时刻和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只要能够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和地点范围内自主选择获得作品,仍然构成信息网络传播行为。

  笔者在上文中提到,局域网与互联网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网络类型,与互联网开放性的特点相区别,局域网最大的特点在于其是封闭式的,并且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局域网的终端用户的数量和范围是可控的。同为信息网络传播行为,通过局域网和通过互联网在性质上是有差别的,即便是在局域网中,不同类型的局域网也可能对传播行为的定性产生影响。在本文开头提及的案例中,西南航空护林总站官网中的视频点播系统虽然需要账户名、密码,但其并非完全封闭、仅对内开放的,因为入口链接是置于该单位公众开放的官方互联网网站页面上的,这样就使得涉案影片有了通过互联网进行传播的可能,所以法院在判决中将其定性为“互联网”,但如果入口链接未置于互联网网页上,只是在不与互联网接通的,纯粹的内部局域网中提供影片观赏呢?这时,我们则应该考虑单位的性质、局域网终端计算机数量、涉案影片的性质等因素,而不是笼统的将所有类型的局域网都排除在合理使用范围之外。

  第三,“不计琐细原则”的引入

  “不计琐细原则”,是指法律不关心或者留意非常细微、琐碎之事的原则,即法律不应该去处理或者解决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这在我国法上没有明确的依据,但其所隐含的精神与内涵与我国法律规定是一致的。

  在我国著作权纠纷案件司法实践中,已有判例将该原则引入到侵权与否的判定中,如在北京九歌泰来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诉西安长安影视制作公司等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中,二审法院认为“对于使用音乐作品仅涉及作品的几个小节或几句歌词,……考虑到被使用部分在整个音乐作品所占比例较小,……未完整地使用整段歌词或乐谱,应当属于合理使用”。而在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诉福建周末电视有限公司、福建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等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中,法院更是直接指出“被告在电视连续剧《命运的承诺》中对《一无所有》的使用,虽未征得该作品的词曲作者或原告的许可,但因两被告在涉案电视剧中对该作品的使用仅有短短的7秒钟,……情节显著轻微,故不构成侵权。”上述两个案例虽然不是局域网的使用环境,但也反映了在封闭性的立法模式下,法院是可以确认新的限制和例外的。

  事实上,在网络时代“书写权利容易”而“捍卫限制难”,以“漂亮的权利”和“羞答答的限制”为表现的制度设计更倾向于维护权利人,而对使用者、消费者的利益关注较少。正如某学者举的例子一样,如果一个贫弱的冰糖葫芦销售人员播放音乐作品兜售生意也需要付费,那么这样的制度设计无疑是不公正的。同样,对于局域网来讲,某公益性质的组织在贫困的小山村建立起一个局域网,上传文学影视等作品,免费提供数台终端供村民浏览学习,如果这样的行为无法得到合理使用的豁免,显然会违背著作权传播社会文化财富的宗旨。因此,在立法总具有滞后性的情况下,我们的法官应该充分利用某个具有指引作用的灵活工具在具体案件中寻求真正意义的尝试,在个案探索和试错过程中,突破法律规定而创造新的适用准则。

结语

  2010年7月30日,《电影作品著作权集体管理使用费收取标准》问世,针对网吧、长途汽车等营利性场所播放的电影作品收取使用费,其中,针对网吧这种典型的营利性局域网采取了类似之前已有的音乐作品集体管理的措施,虽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和广泛关注,但不失为局域网下传播作品打通了一条合法的渠道。

  数字技术的日益蓬勃兴盛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冲击着与技术发展息息相关的著作权法律体系,在数字环境下,权利人与社会公众之间本就脆弱敏感的利益平衡始终处于动荡之中,再加上立法天然的滞后性,敦促我们在面对新型著作权纠纷案件时,不得不谨小慎微、全面衡量。司法实践中,在我们承认局域网环境中传播作品也可以构成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将信息网络传播权扩展至局域网时,同样也应该承认对其合理的限制与例外,在定性和责任承担问题上进行深入的斟酌,必要的时候充分运用自由裁量权,凭借着法官的智慧和勇气,为调整著作权法律体系以使其在信息化社会中得以良好运行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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