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OK版权之争 从侵权诉讼到版权收费

总第16期 第16期 吴冬 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发表,[版权]文章

 

卡拉OK侵权诉讼引发MTV性质的讨论

 

2003年,国际唱片业协会(IFPI)联合世界知名唱片公司如华纳唱片正东唱片首先向北京唐人街餐饮娱乐有限公司及北京纯音歌舞娱乐有限责任公司发难,分别起诉这两家北京的卡拉OK经营者有三首歌曲侵权,要求赔偿。最后北京法院判决卡拉OK企业赔偿唱片公司每首歌8,000元到10,000元不等。

在北京的诉讼胜诉后,唱片公司又将矛头指向了上海。20043月起,北京和上海两地的律师事务所接受华纳唱片、新力唱片、东正唱片等世界知名唱片公司及国际唱片业协会(IFPI)的委托,向上海卡拉OK企业散发律师函。律师函大意是:卡拉OK企业没有经过唱片公司和IFPI的授权,擅自以卡拉OK形式营业性地使用音乐电视/MTV、音乐录影/MV和卡拉OK中文版曲目作品的行为,已构成对中外唱片公司享有著作权的MTV作品放映权的侵犯。中外唱片公司以提起诉讼为要挟,向卡拉OK企业提出巨额索赔要求。

如果对卡拉OK伴唱带(光盘)收取版权使用费的话,那么全国数以万计的卡拉OK企业每年将有十几个亿的资金流向境外唱片公司。为了积极应对唱片公司的诉讼,上海的卡拉OK企业组成了“豪华律师团”应诉,联合30多家卡拉OK企业向唱片公及国际唱片业协会(IFPI)提起了名誉权侵权及反垄断侵权诉讼。

事件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学界和业界对MTV的性质问题展开了热烈并且针锋相对的讨论。讨论大致分为三大阵营:

一种观点,也就是各大唱片公司持有的观点认为,MTV作品是“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根据我国《著作权法实施细则》第四条第(十一)项的规定,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是指摄制在一定介质上,由一系列有伴音或者无伴音的画面组成,并且借助适当装置放映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的作品。唱片公司认为,MTV凝聚了导演、摄影、录音、剪辑、合成等创作人员的独创性劳动,因此属于“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

卡拉OK业界则认为,MTV不属“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而是属于伴有画面的音乐作品。我国许多知名的知识产权领域的学者、专家都同意这种观点。华东政法学院知识产权法研究中心200410月专门为此进行过一次针对KTV及卡拉OK消费者的问卷调查,在上海钱柜卢湾店、浪沙徐家汇店、麦迪森视听歌城及好乐迪淮海路店对200名受访者进行了随机问卷调查,旨在通过实证方式分析卡拉OK伴唱带的各元素对在卡拉OK厅演唱影响的大小程度。根据调查问卷得出的分析报告显示,从统计结果来看,在卡拉OK演唱过程中,音频部分的作用远远大于视频部分的作用,并且“卡拉OK伴唱带的画面”对于演唱效果的影响是最小的,其影响程度小于“歌词与旋律”。如果将此运用哲学方法进行分析的话,事物的性质是由事物的主要矛盾或者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而一首歌曲的主要方面是歌词与旋律,并非是画面,这也就决定了卡拉OK伴唱带的性质是音乐作品。同济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刘晓海、单晓光等博士对卡拉OK伴唱带、MTV在比较法上做过非常深入地研究,在其《关于卡拉OK伴唱带制作者在中国著作权法中的地位和研究报告》中认为,消费者是在点“歌”,而是在点“电影”。而且,电影作品或者录像制品的核心是“连续的画面”,而卡拉OK的核心是“音乐”,至于画面是附带的。卡拉OK是与电影作品或者录像制品的本质特征相背离的。所以,如果从“伴有画面的音乐”的角度来看待卡拉OK,则符合人们对卡拉OK的客观认识,也更符合卡拉OK的本质。

还有一种观点是个案分析的观点,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不同情况,要不同对待”。按照个案分析的观点,画面具有作品特征的卡拉OK就是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而画面不具有作品特征,即没有任何独创性可言的卡拉OK则是录像制品,不能成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也就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更谈不上放映权的问题了。

对于卡拉OK伴唱带的法律性质,争得不可开交。我认为,客观地说,卡拉OK伴唱带既有音乐作品的性质,也有类似电影作品的性质,按照哲学的观点,就像骡子即有马的属性又有驴的属性一样,如果一个事物既有A的属性,又有B的属性,将其简单的归类为A或者B都很牵强的话,那这就是一样新的事物C了。上海就有一位著名的艺人创作了一种新类型的作品,称之为“摄影画”。看客们大感疑惑,纷纷请教该艺人这幅作品到底是摄影作品还是绘画作品。艺人毫不犹豫的明确表示,这幅作品既不是摄影作品,也不是绘画作品,就是一种新型的作品——“摄影画”。与此相类似的,我认为,卡拉OK伴唱带也应当是一种独立的、新型的作品。

问题的症结在于我国现在对卡拉OK伴唱带的性质并无明确的规定,对“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规定也不甚详细。在美国,根据1998年的《音乐许可法》,将无论广播音乐还是电视音乐均定义为音乐作品。在其他国家,还有视听作品的概念,但是我国却没有“视听作品”这一概念。卡拉OK伴唱带只能参加“葛莱美”等音乐奖项的评选,但是毫无疑问地肯定会被“奥斯卡”、“金球将”等电影节的评选拒之门外,在我国也是一样,MTV作品参加的也只能是音乐类的比赛,而不能参加电影奖项的角逐。相信张艺谋或者陈凯歌等电影导演不会也不屑于将拍摄MTV的导演作为电影圈的同类。所以,当务之急是需要由我国的国家立法机关即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司法解释来明确卡拉OK伴唱带的法律性质。唯有此,业界和学界对卡拉OK伴唱带性质的争论方能尘埃落定。上海文化娱乐行业协会为此专门上书全国人大和国务院,请求尽早确认卡拉OK伴唱带的法律性质。最高人民法院也在对此进行调研,准备制定音乐作品版权的司法解释,但是遗憾的是该司法解释至今还只是停留在征求意见稿的阶段。

在讨论卡拉OK伴唱带性质的同时,也很有必要对唱片公司发起如此声势浩大、地毯式维权的动机加以探讨。可以看到,唱片公司的维权行动是从2003年开始的,并以星火燎原的速度席卷全国。而卡拉OK早在90年代末就开始风行,为什么卡拉OK企业当时不维权,而是要到2003年才开始行动呢?其实是在2001年的时候,我国《著作权法》进行修订,在第三条中新增了“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而此后于2002年颁布的《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对“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界定模糊。《著作权法》的修订就像一根导火索,使唱片公司在不确定的法律框架内看到了可以对卡拉OK伴唱带理解为“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并进而可以收取使用费的希望,直接导致了以后的所谓维权行动及学界、业界对卡拉OK伴唱带性质的争论。唱片公司这种事后主张对卡拉OK伴唱带收取使用费的行为明显地就是“下山摘桃”。与此同时,卡拉OK伴唱带推向市场的目的是多元化的,除了用于相卡拉OK行业销售以外,主要是为歌曲CD和唱片的销售进行市场推广。也就是借卡拉OK伴唱带的销售,希望消费者去卡拉OK经营场所唱歌,然后再带动歌曲CD和唱片的销售。在版权诉讼中,唱片公司的代理律师也曾明确承认卡拉OK伴唱带的市场推广用途。问题是,卡拉OK经营者是否应当为立法的变迁承担责任呢?我认为,答案应当是否定的。

学界及业界对MTV及卡拉OK性质的大讨论,和唱片公司与卡拉OK经营者之间的维权纠纷一起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上海、南京、苏州、北京、深圳等地的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后做出了判决,这些判决均认定涉诉的绝大部分MTV属于我国《著作权法》所规定的“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唱片公司对这些作品享有放映权,判决卡拉OK公司支付唱片公司金额不等的赔偿金。

中国大陆发生的版权纠纷在台湾也发生过,但是台湾法院并未支持唱片公司的诉请。台湾法院认为,MTV专辑或者卡拉OK光盘面向的主要消费群并不是一般的消费者而是卡拉OK经营者,卡拉OK伴唱带的售价高达2000余元,一般的消费者是绝对不会购买如此昂贵的卡拉OK伴唱带用于个人或者家庭欣赏的。唱片公司对这一消费情况也心知度明。所以在卡拉OK光盘的销售价格中,其实就已经包含了版权的使用费。更何况,唱片公司从来都不是光明磊落的。譬如我们看美国的大片,在片头首先都会播放类似“米兰达规则”的FBI(美国联邦调查局)关于版权犯罪的警示,但是在我国,唱片公司就从来没有在卡拉OK伴唱带中做过类似的提醒或者警示。既然在销售价格中就已经包含了版权使用费,著作权人就没有权利在事后再要求卡拉OK经营者支付使用费,这显然属于重复收费。所以,台湾法院判定唱片公司在出售卡拉OK伴唱带时,即以默示方式同意卡拉OK业者公开放映伴唱带。

虽然卡拉OK企业在维权诉讼中败诉了,但是唱片公司也没有真正胜诉,在2004年以后,唱片公司就没有进行新的版权诉讼。而关于卡拉OK版权收费的争论也并未随着诉讼的结束而偃旗息鼓。

 

卡拉OK版权收费引发的争议

 

119,国家版权局公布了《卡拉OK经营行业版权使用费标准》(以下简称“《标准》”),这一标准再次在业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卡拉OK经营者普遍对版权使用费标准在收费主体、收费标准和收费程序三个方面产生质疑。

首先,关于收费主体如何确定的问题。《标准》规定版权使用费的收费主体由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筹),但是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还没有完成社团法人的登记和备案手续,所以《标准》又规定,为保障音像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权利人已经委托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筹)管理的权利,暂由中国音像协会代为行使。业界认为,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筹)是一个还没有成立的组织,其职能和权责尚不明确,不具有法人主体的地位。既然其连主体地位都没有,更惶论赋予其收费主体的资格了,这就像给一个尚未出世的胎儿以民事权利一样,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卡拉OK经营者不会向一个尚不存在的所谓收费单位来缴纳版权使用费。

事实上,上海市文化娱乐行业协会与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签订的《音乐著作权使用费代收协议》至今有效,上海的卡拉OK经营者通过上海文化娱乐行业协会向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缴纳音乐作品的使用费,该份协议现在依然有效。

其次,关于收费标准如何确定问题。《标准》规定:卡拉OK经营行业以经营场所的包房为单位,支付音乐作品、音乐电视作品版权使用费,基本标准为12/包房/天(含音乐和音乐电视两类作品的使用费)。业界的观点是,以包房为单位收费不尽合理,并且12元的基本收费标准偏高。如上文所述,华东政法学院知识产权法研究中心通过实证调查已经得出结论,在卡拉OK演唱过程中,音频部分的作用远远大于视频部分的作用,音频部分才是卡拉OK的主要方面。所以,无论从尊重历史延续性的角度还是从尊重知识产权作者的智慧和创造性劳动成果的角度而言,即使要收取视频部分的版权使用费,该费率标准亦不能超过音著协关于音频部分的使用费标准。否则,就不仅是对卡拉OK行业和消费者的利益损害,也是对词曲作者的一种不尊重的最典型的体现。

再次,关于收费程序的问题。此次国家版权局公布的《标准》是由中国音像协会制定,报国家版权局备案后,由国家版权局向社会公示征求意见的。可见,作为一个行政机关,国家版权局并没有参与《标准》制定,其扮演的角色仅仅是备案后向社会公示。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结论:《标准》其实是由代表著作权所有人一方的中国音像协会单方制定的,只是借行政之名来正名而已。事实上,版权使用的权利许可是一个民事法律关系,是许可使用一方和被许可一方之间的一项民事契约,而契约自由、自愿、平等是自古以来建立民事法律关系的黄金法则,在版权使用费的收取上同样应当遵循自愿、平等的原则。为了实现自愿和平等,就必须引入协商机制来确定双方的民事关系。但是《标准》的出台和制定却丝毫不见协商的影子,完全都是利益矛盾的一方说了算,这也是全国的卡拉OK经营者的质疑声不绝于耳,甚至于广州、上海等地的卡拉OK经营者公开表示反对这一《标准》的根本原因所在。目前我国内地的KTV版权费确定的价格与两年前唱片公司起诉时所要求的相差无几,因此唱片公司对目前的收费是满意的。与之相对的,作为KTV行业来讲,这样的费用太高,甚至是巨额。但标准的制定却没有采纳KTV行业的意见。而台湾地区的“著作权评议及协调委员会”,由台湾地区“经济部智慧产权管理官员”、专家学者以及社会代表组成,当唱片公司与KTV行业两者对于版权费用相持不下时,由该委员会进行评议和调解,并最终确定收费标准。这样确定的标准可能双方都不尽满意,是各方妥协的结果,但肯定是各方都能接受的结果。

所以,卡拉OK版权收费应当听取社会公众尤其是消费者的呼声。在我国,公众对卡拉OK的消费主要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夜总会,更多、更普遍的则是在量贩式KTV消费。在量贩式KTV消费的又以学生等年轻人为主,年轻人相对而言收入不高而且学生本身就没有收入。故而在制订版权收费标准的时候,对最主要消费群体的消费能力不叫考虑就自行定价,最终损害的还是消费者的权益,因为版权收费最终都会转嫁到消费者的头上。

在《标准》出台时,唱片公司一方曾信誓旦旦地表示现在的收费标准借鉴了日本的收费规定。但是,我们认为,在横向比较的同时,更应当做纵向的比较,既要从绝对值比较,又要从相对值加以比较。以日本为例,日本2002年度向卡拉OK经营者征收的卡拉OK作品的著作权使用费为15亿9723万日元(折合人民币约1.055亿元),这一收费乍看很高,但是与当年该组织征收的1378亿1569万日元(折合人民币约91.0310亿元)的全部著作权使用费相比,占到的比例仅仅为1.15%左右。日本等其他国家的版权使用费主要是通过向机场、宾馆、电视台、电台等场所和机构来收取的。

我国出现的此次版权收费风波,症结所在是《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的规定出了问题。《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外国人、无国籍人可以通过与中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订立相互代表协议的境外同类组织,授权中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管理其依法在中国境内享有的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第二十六条规定,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就同一使用方式向统一使用者收取使用费,可以事先协商确定由其中一个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同意收取。这两规定使用的措辞是“可以通过”、“可以事先协商确定”,可见条例对版权使用费的收取采取的是授权性的规范。而我们认为,对版权使用费的收费应当采取强制性规范的方式更为恰当,即“应当确定一个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收取版权使用费”。采取强制性规范的方式,才能从制度上避免在卡拉OK经营者已经向中国音著协缴纳了作品使用费后,还面临着所谓中国音像协会收取版权使用费的情况。按照世界各国的惯例,均是由唱片公司委托签订有相互代理协议的各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以一个机构一次性收费的方式来解决版权收费的问题。华人遍布世界各国,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人的歌曲。在国外的唐人街上也有钱柜这样的卡拉OK经营场所,我们只闻海外唱片公司向国内的卡拉OK企业要求维权,却未见国内唱片公司将维权声势扩展到在海外经营的卡拉OK企业。这也是因为在国外已经通过集体管理组织之间的相互代理协议很好地解决了版权收费的问题。

说到国际惯例,在美国,根据美国《版权法》、《音乐许可公平法》的规定,美国所有音乐都是通过三大音乐著作权协会,包括美国作曲家、词作家和出版商协会,美国广播音乐公司及美国戏剧音乐协会来加以管理。在法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也是由该国或者地区的音乐著作权协会如台湾的中华音乐著作权人联合总会、中华音乐著作权中介协会来管理的。代收版权费的中介团体应该是多家竞争的,而目前在我国却是一家垄断,这样就具有偏向性。由于KTV企业无可选择的必须将费用缴纳给它,而词曲作者以及唱片公司也不可选择的必须由其代收,这必然会导致这个机构的非中立性。

在中国,卡拉OK经营者的心声并不是要抵制收费,只是现有的《标准》无论在程序上还是在标准上,都有值得商榷之处。业界明确表态是举双手赞成收费的,而且上海的卡拉OK企业一直以来都通过中国音著协缴纳音乐作品的使用费,一如既往的支持对版权的保护。但是业界不赞成在主体还未成立、收费标准尚未厘清的情况下单方、草率的制定收费标准。业界支持借鉴世界各国的惯例,通过与唱片公司的代理人——集体管理组织进行协商的方式来确定收费的主体、收费标准和收费程序等现阶段尚未厘清的法律问题,最后制定收费的方案,来最终妥善、彻底的解决版权收费的问题。

分享到:


免责声明: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中国知识产权杂志出品)"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本网转载其他媒体之稿件,意在为公众提供免费服务。如稿件版权单位或个人不想在本网发布,可与本网联系,本网视情况可立即将其撤除。新闻纠错:010-52188215,邮箱:chinaip@hurrymedia.com

会员留言


只有会员才可以留言, 请注册登陆

查询及评价系统

文章检索

关键词:

在线调查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乔丹”商标争议行政纠纷10件案件,你觉得判决是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