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用知识产权”尚未有公认的定义

总第20期 Peter Corne、于光宇发表,[反垄断]文章

 

“滥用知识产权”尚未有公认的定义

 

目前对于“滥用知识产权”尚未有公认的定义。但是,某些行为通常会被视作对知识产权的滥用。例如:制定不公平、超越保护许可人合法权益所需范围的许可条件;没有正当理由而将技术或产品进行捆绑许可;收取高于被许可技术之经济价值的不公平的许可费等。

 

被视作具有排除市场竞争效果的行为通常包括:具有竞争关系的许可人就许可费的标准签订卡特尔协议;许可人的集体抵制行为;许可人固定许可产品的转售价(例如要求被许可人按某特定价位出售被许可产品);禁止被许可人与许可人的竞争对手交易等。

 

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法域能在公平行使知识产权和滥用知识产权之间划一条明确的分界线。而在判例和行政实践中,知识产权滥用的定义在不断地变化与发展。正如许多评论家所指出的,这始终是一场“新战场上的旧战役”。

 

举例而言,美国的法庭目前开始普遍接受这一观点:即使专利持有人拒绝许可的意图是为了使竞争者处于劣势,拒绝许可的行为并不构成滥用。这一结论是相互对立的反垄断法理论经过数十年的博弈与发展后才得出的。如今,在许多法域已经不再出于反垄断的目的假定知识产权势必导致市场支配地位。

 

在华外资企业的担心

 

一方面,《反垄断法》在第五十五条中声明该法并不适用于企业对知识产权的合法行使,另一方面又含糊地规定,滥用知识产权,排除或限制竞争将受到《反垄断法》制约。确实有些人担心(尽管他们的判断并不一定正确)这一宽泛的条款有可能会以不公平的方式施加给某些科技型以及在中国某些行业拥有较大市场份额的外国公司。

 

我们认为,这一条款引起众多外资企业担心的真正原因是,该条款在被写入中国《反垄断法》时,没有任何详细的说明。例如,何种类型的市场行为应被视为滥用知识产权?拒绝许可将会被视为滥用吗?是否存在“安全区”或例外情形?这些都是该法律未予回答的重要问题。人们都在猜测,而担忧就这样产生了。中国的立法机构应该尽快公布《反垄断法》的指南和实施细则。这对刚刚诞生的中国竞争法制度的可预测性而言,非常重要。

 

判断这些规定是否会不利于跨国公司而偏向中国本土企业,现在也许为时过早。这一条款本身看起来很中立,它只不过是表述了许多其它国家在处理与知识产权有关的竞争法问题时已经采纳的一项普遍原则。

 

反垄断法》将引发的法规修订

 

中国现行法律早就对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反垄断法问题作出了规定,只是较为零散。我们在《合同法》、《专利法》、《对外贸易法》、《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中看到相关的原则和规定。《反垄断法》的颁布对中国而言是一次机遇,中国可以借此机会整合与梳理其现有法规,借鉴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对于《反垄断法》我们必须赞赏的是,在起草和征询意见期间,许多国际法律界和商界专家受到中方的邀请,他们畅所欲言,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因此,这部《反垄断法》非常接近国际竞争法的立法标准。我们发现,欧洲和美国近期在竞争法领域的许多新进展和新理念都在这部法律中有所体现。我们希望,中国在制定《反垄断法》实施细则及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反垄断指南的过程中,能够继续运用这一正确而成功的做法。

 

欧洲滥用知识产权的定义

 

欧洲委员会没有特别规定“滥用知识产权”的定义。这一领域处于欧洲委员会竞争规则的框架内。具体规定如下:

 

《欧共体条约》第八十一条第(1)款规定,若企业间协议和企业协会的决定或协同做法可能影响成员国之间贸易,且其目的或者效果是阻止、限制或者扭曲欧盟内部竞争,则应被禁止。

 

《欧共体条约》第八十二条规定,禁止占据市场支配地位的一家或者多家企业在欧盟内部(或其重要部分)以可能影响欧盟成员国之间贸易的方式作出的滥用行为。

 

知识产权赋予所有人一项法定垄断权,使该项知识产权所有人能够阻止第三方生产、销售或以其他方式处理使用知识产权的货物或服务。若该所有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欧洲委员会将考虑该知识产权所有人行使权利是否会构成第八十二条项下的滥用行为。欧洲委员会的处理方法会对中国有借鉴意义。

 

反垄断法》的执法机构

 

依据《反垄断法》规定,国务院将设立反垄断委员会,但该委员会仅负责协调和指导工作。日常工作则由国务院指定的反垄断执法机构负责。

 

是否设立一家独立的执法机构?这是《反垄断法》制定过程中倍受争议的话题之一。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也许应该放在中央行政机关的下一次机构重组的大环境下加以考虑。

 

我们认为,全权授予一个单独的执法机构来执行竞争法方面的法律和政策更为适宜。因为,这将有助于提高执法效率,保证执法的一致性和可预测性,并将推动这一复杂领域内的惯例及判例的统一发展。

 

微软垄断案

 

事实上,并非只有竞争对手受到微软行为的影响。消费者同样受到了影响,竞争法旨在鼓励公司在动态的商业环境中,高效且有效地向市场推销它们的产品和服务,而消费者也可以从广泛的商品选择和较低廉的价格中受益。

 

在微软垄断案中,欧盟委员会的裁决认定,微软拒绝提供Windows软件与微软公司以外的公司的服务器操作系统相兼容的信息,是在滥用其在个人电脑操作系统市场中的市场支配地位。除处以罚款之外,微软有义务提供特许使用安排以使竞争公司获取此类兼容信息。竞争对手不会免费取得此类信息,而必须支付特许使用费。通过这种方式开放市场,消费者将从中受益,而不再被某一种产品和某一家厂商所束缚。

 

美国上诉法院则推翻了对微软公司试图垄断互联网浏览器市场的认定,并认为整合浏览器及操作系统的做法可能预示着一项高效的、有利于消费者的创新,而非反竞争行为。

 

美国认定的关键在于微软的做法是一项惠及消费者的创新,而欧盟认定这是反竞争的行为。该案例说明美国与欧盟在反托拉斯法的诠释和执行方面不尽相同,强调的重点也不一样。 

 

美国上诉法院没有支持欧盟的认定,这意味着许多公司必须准备好应对欧盟和美国的不同判定。该案例也证明,在一个司法管辖区内胜诉并不意味着在另一个司法管辖区内有了保护伞。未来的关键问题在于反托拉斯执法机构之间的国际协作和接轨

作者:Peter Corne——英国安永实律师事务所上海代表处管理合伙律师。

于光宇——英国安永实律师事务所中国业务部资深律师。

 

 

 

结语

 

反垄断法的通过,是推动中国法治进程的重要一步。尽管目前该法律将如何实施还不明确,我们仍应乐观地看待未来,正如反垄断法第一条规定所提出的那样,这部法律的制定是为了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任何国家的反垄断立法本意都不是为了限制竞争,而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公平竞争。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中国也不例外。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反垄断法实施经验来看,对垄断行为的认定都是比较慎重的,由此可以预见,将来中国对垄断行为的执法也不会草率为之。在华的外资企业大可不必因此而恐慌,他们要对中国法治的进步给予肯定,并在未来反垄断法实施细则的制定和相关法律修订过程中,主动去促进立法的完善;在反垄断法将来的执法过程中,他们也应起到监督和提醒作用。外资企业已成为中国经济领域里日趋重要的成员,因此,对于中国的立法者来说,他们的影响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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