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水事件”引发维权思索

总第29期 2009/5/11李雪发表,[商业秘密]文章

   2009年2月1日,秀水街市场因封闭涉嫌售假的29家摊位,成为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也引出了打假调查中的诸多问题。企业面对假冒市场的困惑、调查公司在打假过程中的操作手段等等,都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

   事件缘由
   此次秀水街市场的“打假行动”,源于北京秀水街有限公司与五家权利人(LV、香奈尔、Burberry、GUCCI、PRADA)的代理公司——北京英特普罗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于2008年12月2日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签署的一份和解协议。

   和解协议书中约定,“由商标权利人提供侵权线索”后,北京秀水街市场须在一定期限内对涉嫌侵权的商户进行处理。另约定,侵权商户将被停止营业7天,如商户自愿向权利人支付维权费用5000元,则停业时间更改为3天。

   2009年2月1日,秀水街市场根据协议规定及英特普罗公司提供的公证书,对第一批涉嫌售假的7家摊位进行封摊。商户由于质疑英特普罗公司出示的公证书效力及秀水街市场封摊的权利,与封摊工作人员发生冲突。随后,商户将英特普罗公司及北京秀水街公司告上法庭。

   2月8日、15日、22日,秀水街市场按计划相继封闭了剩余的22家“售假”摊位,商户与工作人员现场的冲突也一次比一次激烈。“秀水事件”后,秀水街的商户还曾多次聚集到英特普罗公司讨要说法,并与英特普罗公司的保安人员发生冲突。与此同时,“秀水事件”也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意大利电视七台、《纽约时报》等多家国外媒体都有相关报道。《纽约时报》称:“美国驻华大使馆的网站上有这样的警告语——任何成功的产品在中国都有可能被复制。中国政府承诺采取严厉措施解决这一问题,但面临巨大的压力,进展缓慢。”

买方催生假冒市场?
   为了能深入探讨维权过程中的诸多问题,人民网IP沙龙邀请了维权第一线的各方角色,就中国假冒行业的状况及最新变化、发展趋势、调查公司在品牌维权中的作用与做法、打假中遇到的困难与阻力等诸多问题进行了探讨。

   基于“秀水事件”引发的关注,以及其中反映出的诸多问题,秀水街公司总经理汪自力表示:“中国加入WTO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空前加强,但售假现象并没有消失,而是由公开转为隐蔽。朝阳工商分局有规定,卖一个假冒香奈尔小钱包处罚5万元,因此有营业执照的商户想卖而不敢卖,公开摆放的情况已基本消除了。但某些商户是偷着卖的,还有无照的小贩乘虚而入,这些人属于零成本、低风险,不用租摊位,只要在外面找到一个老外,把包给他就行。因此打击力度加大主要导致的是售假模式的改变,并没有消除售假现象。另外,为什么秀水街没有产生在别的地区,而是产生在使馆区?因为这里有买家存在,有买假的就有卖假的。我个人的看法是:西方消费者的主动索购,加上中国某些商户的被动侵权,造成今天的现状。早些年是主动推销,明面摆放。但现在的情况变了,基本是地下方式:场内洽商、场外交易。”

   虽然秀水街售假的形式有了转变,卖假变得更加“含蓄”了,但售假的情况仍然存在,侵权仍然在继续。对此,“秀水事件”中的另一方、英特普罗公司董事长胡棋则认为:“在对待秀水街这样的问题上,不能采用‘存在就是合理’的态度。对于买假货的人而言,如果市场上没有假货,他们去买什么?他们就会买国货。假如市场没有假冒商品,消费者要么花更多钱去买真品,要么会买价格比较公道的商品。这个低价格的商品可能正是民族企业的商品,从而会促进另一个市场的发展。比如,以前外国的香烟是很时髦的,但是今天占主导地位的也是中国的国产品牌。如果我们给予商户一个正确的引导,对商户更有利,而且商户也要衡量售假的代价。比如,2006年的时候市场有一个售假的摊位,因为售假量比较大,最后判了刑。”

   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前美国驻华使馆知识产权专员Mark Cohen也不认为,假冒品长盛不衰的责任在于买家:“其实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文化或习惯的借口,很多商户因为习惯了这样做,就一直要这样做下去,除非有好的执法或者是培训,来帮助他们改掉原来的习惯。”

利益是侵权的幕后推手
   对于秀水总经理汪自力提出的“商户昨天因为卖假挣了100块钱,但是今天不卖假就一分钱挣不着,商户在知识产权保护初期的阶段要受损”的观点,品保委主席张为安表示不赞同,并解析了售假的根本原因。

   张为安表示:“利益是驱动假冒产品流通的根本原因,经济的诱因会促成供销的结合。但是如果我们了解制假、售假对社会的危害有多大,就可以引导消费者的观念。如果有人买,商户肯定要卖。但是从秀水的管理者立场来看,因为摊位的租金很高,商户必须要维持自己的生计,因此就要去卖假冒品。这完全是经济利益的驱动造成了制假、售假的行为越来越猖獗。”

   张为安认为,假冒产品中高额的利润,以及人们对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薄弱都促进了假冒品在中国盛行。他提出,怎样才能够增强侵权者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认识,市场在其中是否有教育引导的责任?

   胡棋也认为:“秀水街一个商户一年的摊位租金是几十万。如果商户靠销售假冒商品来维系这个摊位的话,市场是否是在引诱商户去犯罪?”

   胡棋还表示:“有信息表明,一些黑恶势力开始转到制假行业,因为中国对黄、赌、毒惩罚非常严厉,而制假顶多是坐两年牢,回报却非常大,制假者认为坐牢也是值得的。

   另外,制假是一个阴暗的行业,从不向国家纳税,这个行业的数字是不能见光的。中国是制造大国,现在假冒商品的出口损害了中国的声誉,国家鼓励创新,‘鼓励创新’就是要反对守旧,而制售假冒商品是一种旧势力,是一种落后的势力,全社会都应该拿起法律的武器来打击侵权假冒商品。

   法律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守法是对公民的最低要求。如果商户售假得到了同情,假冒品的利益又让商户得到了经济效益,他们不但没有对社会起到责任,反而因为售假、制假冲击了正规的企业,那我们又为什么同情、保护他们呢?国家对商户最低的要求是要守法。但是现在他们连这个底线都不能坚守,我们构建社会和谐的目标怎么实现呢?我们也希望,一些地方的执法机关要放下一些顾虑,比如说就业问题、地方的经济利益问题。”

市场转型伴随新问题
   秀水街的售假问题似乎已经是老生常谈,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秀水街因接待众多国际名人而更加名声大振。但奥运会并没有改变秀水街的形象,人们对于它的印象依然是“假名牌聚集地”。

   对此,汪自力表示:“其实秀水的问题总体上是舶来的,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买家配合,要寻找中国的解决方案。买家要跟上卖家的转型,来秀水买茶叶、买瓷器,买我们的民族名牌,这样的消费者多了,卖假包、假表的就会减少。秀水鼓励符合知识产权标准的、弘扬民族品牌文化的商户,这是我们发展的方向。现在,丝绸、珍珠、工艺品销售占秀水的60%,也就是说这60%没有任何侵权隐患。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知识产权保护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我认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应该防止两种倾向,一是悲观主义,二是盲目乐观主义。老秀水几乎100%都是假名牌,现在和2005年相比,可以说是改头换面了。”

   对于秀水街的“改头换面”,张为安曾亲自到秀水街“体验”过,他说:“我们对秀水市场过去的印象确实是假货非常泛滥的地方。奥运会再去看的时候,卖假冒品的摊主减少了,不像过去那么猖獗,但只是比较隐蔽。我就看到有销售假冒的法拉利衣服,我问商户这是哪儿造的?他说是广州造的,我说那为什么贴美国制造的标签呢,他说你是来找事儿的还是来买东西的?”

   近几年,由于格外受到国内外的关注,秀水街的打假力度不可谓不大,但由于监管的不严,正规品牌市场经营者的心态仍然受到了很大影响。万慧达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首席合伙人白刚认为:“法律不是为了惩罚某个人,而是为了形成一种压力。比如在软件行业,大家都在说微软的产品贵,但是如果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比较大,就会促使大家必须买正版。而买不起正版的人就会去买小企业或者是中国企业的软件,这样,500、300块钱的软件可能就有人买,于是这个软件就做起来了。但现在基本上不花钱就可以使用一个软件,那中国的品牌永远也起不来,永远不会有我们的自有品牌。因为一方面有外国企业压制,另一方面产品成本高,那你还怎么做呢?我经常查到一些侵权、造假的企业,他们的设备、技术也是最好的,甚至能够请台湾人、日本人来做厂长。当我问他们为什么不自己做一个品牌呢?为什么要仿冒别人的产品呢?他说我要考虑风险和成本,如果我现在去做正牌,我需要打广告,需要培养市场,一开始的收入肯定是很少的。那么这个时候假如我好不容易做起来了,打出品牌了,有人去假冒我的,那我一下子就全完了,谁替我承担这个风险?”

   汪自力表示:“通过打假来挤压卖假空间的做法,我非常赞同。还有培育自有品牌,秀水也在努力这样做,我们引进了19家中华老字号,培养了茶叶、瓷器等商家。”

   但同时,他也向大家阐述了自己的困惑:“由于媒体的误导,很多外国消费者认为秀水就是卖仿名牌的。之前鳄鱼品牌也曾告过秀水街,鳄鱼的总裁跟我说,欧洲的旅游指南关于秀水街只有一句话,‘一个卖仿名牌的市场,’就因为这一句话,影响了鳄鱼在秀水的维权。我最近跟《纽约时报》的记者说,我只有一个请求,就是在西方的媒体上能否这样表达,秀水不再是卖仿冒名牌的市场了,现在可以买到茶叶、瓷器、丝绸,可以加工自己喜欢的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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