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审合一:一场自下而上的知识产权审判模式变革

总第30期 周奕发表,[综合]文章

      2009年3月23日,最高法院对外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份《意见》中提出:“积极探索符合知识产权特点的审判组织模式,研究设置统一受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专门知识产权审判庭……”
     《意见》出台一个月后,在4月24日的中国知识产权高层论坛上,最高法院知识产权庭审判长颌中林在演讲中再次重点强调“研究设置统一受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专门知识产权审判庭”,并对外公布了40个“三审合一”试点法院的名单(高院3个、中院22个、基层法院15个)。
     “各地方法院关于‘三审合一’的实验其实一直都在进行,只是随着去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明确规定了推进‘三审合一’,各地的积极性开始高涨,而最近最高法院的一系列文件也对这一模式进行了肯定,我想知识产权的‘三审合一’模式应该是大势所趋。” 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副主任李顺德教授表示。
 
13年实验的现实原因
     “目前公认最早开始‘三审合一’的是上海浦东法院,早在1996年,他们就开始使用这一模式审理知识产权案件。记得当时郑成思教授得知这个消息后,对这一变化给予了高度关注,并多次写文章表示赞成浦东法院调整审判思路。”李顺德教授介绍道。
上海浦东法院严剑漪法官为本刊提供的资料显示了最早的“三审合一”,只是当时另有其名:1996年,上海浦东法院知识产权庭建立了一整套“立体审判模式”,即由该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按照中国民事、行政、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统一审理辖区范围内的各类知识产权案件,包括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浦东法院之所以开始思考并设立“三审合一”,最大的动力并不是来自于上级的指令,而是现实的需要。
      1995年,吉列公司的“飞鹰”商标因屡遭侵权和假冒引发多起案件,既有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要求对假冒商标的刑事被告人依法判处刑罚的,又有商标侵权的个体户不服工商部门行政处罚的,还有吉列公司起诉其他公司不正当竞争的。在审理过程中,知识产权案件专业性强的特点让法院发现了统一审理的必要性,并以此为契机建立了 “浦东模式”。
      不过被认为施行“三审合一”最直接的原因并不是知识产权案件审理的复杂性,而是中国刑事、行政、民事关于知识产权案件管辖的不同规定造成的三种案件交叉的冲突问题。
      李顺德教授介绍说:“作为知识产权案件中大部分的民事案件,因为具有特殊性,所以中国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一般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由中级以上法院管辖。个别的基层法院要经过最高法院的批准才能够审理一般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而作为更为特殊的专利民事纠纷案件只能由高级法院和少量的中级法院管辖,这些中级法院基本都是省会城市的,到现在也只有72家中级法院。而有权审理植物新品种民事纠纷案件只有高级法院和38个中级法院,审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民事纠纷案件是高级法院和43个中级法院。”
      但是作为知识产权刑事和行政案件,一审的管辖权却归基层法院管辖,这就会在现实中造成一些混乱,尤其是刑事和民事交叉的案件,在审理时矛盾尤为突出。因为在我国案件的审理往往采取的是“先刑后民”原则,但是低审级的刑事管辖与高审级的民事管辖很有可能在现实中造成冲突。据李顺德回忆说,在山东曾经就发生过一方当事人为了获得当地基层法院(因为该基层法院无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管辖权)管辖权而将普通的民事专利侵权案件变成了刑事案件,并且造成司法机关错误拘捕了对方当事人。
     “由于审级上的一些规定,导致在现实中很多案件,尤其是商业秘密案件经常会出现刑事和民事判决不一样的情况,给法院和当事人都带来了很多不便。所以‘三审合一’不仅仅是解决现实问题,引用前西安中级法院副院长孙海龙先生的话说,‘三审合一’有利于对传统诉讼制度的突破和重构,在知识产权审判中实行‘先民后刑’原则是对通常民刑交叉案件处理中‘先刑后民’原则,以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刑事诉讼主导地位的突破。”西安市中级法院知识产权庭法官姚建军解释道。
 
 “自由的”改革
      尽管《纲要》与《意见》已经对“三审合一”的模式进行了肯定,但是从措辞上可以看出,两个文件都用了“探索符合、研究设置、认真总结”这样的词语。而且对于“三审合一”的定义,也没有给出统一的答案,更没有强行推广。
      李顺德说:“‘三审合一’是法院根据审判实践而自己摸索的一种审判方式,尽管得到了肯定,但是目前国家还没有‘一刀切’,只要条件成熟就可以开始搞,比如西北地区法院的知识产权案件少,就可以不用‘三审合一’。总之一句话,无论是否开展三审合一、或者如何开展,都要根据现实情况决定。”
      但各地法院的实际情况不同,也就决定了“三审合一”的探索是一场“自由的”改革,几乎每个法院都有自己模式。
      1996年的“浦东模式”是基层法院对“三审合一”的有益尝试,而“浦东模式”之所以能率先建立,是因为该法院是较早一批拥有知识产权案件民事管辖权的基层法院。
      2006年西安中院也开始了“三审合一”的实验,“在西安,‘三审合一’是从中级法院开始,而不是基层法院,这主要是因为西安尚没有能受理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基层法院,此外,虽然西安是省会城市,但是相比北京等城市,知识产权案件的数量并不多。所以由中级法院管辖并不会造成过大的负担。”西安市中级法院知识产权庭法官姚建军告诉本刊记者。
      西安中级法院作为中国开展“三审合一”的第一家中级法院,在具体模式上也与“浦东模式”有些区别,并被《中国审判》杂志和最高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原庭长蒋志培称为“西安模式”:三种案件由三个庭分别审理,但是行政案件和刑事案件必须由知识产权庭的法官和行政庭以及刑事庭的法官组成合议庭。而作为中级法院,西安中院还将属于基层法院的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管辖权统一到该院。
      这种模式经过三年的实验,西安中院还希望能进一步改变:“目前我们正在调研向最高法院报批受理著作权、商标、不正当竞争和知识产权合同等一般知识产权案件的基层法院,并在适当时机将民事、刑事、行政一审案件集中由指定的基层法院统一审理;在条件成熟时,逐步实行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行政案件统一由中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审理。”姚建军说。
      不过由基层法院集中管辖的模式并没有等到西安中院首次尝试,在2008年,武汉就开始了自己的模式。
      去年3月,武汉江岸区基层法院知识产权庭成立,5月30日,最高法院下函指定江岸区法院审理本辖区的部分知识产权民事案件。至此,“武汉模式”出现:由江岸区法院设立知识产权审判庭,集中受理全市由基层法院管辖的一审知识产权行政案件和一审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以及该法院辖区内的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属于中级法院管辖的案件,即知识产权刑事、行政、民事二审案件均集中由知识产权庭审理,并将由中院管辖的知识产权行政一审案件集中到知识产权庭审理。武汉中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在原有两个合议庭的基础上,新增一个合议庭,专门负责指导基层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培训知识产权法官,以及审理由中院管辖的知识产权行政一审案件和二审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
     “武汉之所以能够这样集中审理,是因为案件数量并不多。”武汉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天武告诉本刊记者,“武汉市每年的知识产权刑事、行政案件在10件左右,民事案件为三百件左右,平均到每个法院很少。所以选择一个基层法院集中审理就相对比较平衡。根据调查,被告住所地、侵权行为地在江岸区的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每年在四十件左右。所以由江岸区管辖比较合适。还需要注意的是,我认为这一模式还为知识产权审判机制的探索预留了空间。如果知识产权案件数量增加到一定程度,也许武汉还可以增设新的试点法院,直到每个区都设立知识产权审判庭。”
   
知识产权庭主导的改革
     “从‘三审合一’的模式出现到现在,一直是各地法院的知识产权庭呼声最高。”李顺德教授表示。
      而从目前各地的实验和《战略》以及《意见》的规定来看,也基本上承认了由知识产权庭主导这场改革的局面:负责三审合一的知识产权庭一般被认为是民事审判庭中的一个特殊审判庭。
      应该说这样的做法比较符合实际,因为在现实中,知识产权刑事和行政案件相对于民事案件来说比较少,所以由知识产权庭管辖较为合适。
此外,“三种类型的案件尽管诉因不同,但是涉及的基本是同一事实。”张天武律师对本刊记者说。而对于这同一个事实,“刑庭和行政庭在审理知识产权案件中由于缺乏审判经验,专业知识相对薄弱,需要知识产权庭法官的帮助。”
      陕西西安金镝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大郁也持有同样的看法:“知识产权的专业性强,案件大多有一定的专业难度,需要精通知识产权的法官来审理,而法院里面精通知识产权的法官主要集中在知识产权庭,知识产权行政、刑事案件的审理就相对薄弱,因此有必要做统一的安排和协调。”
     “通过我们的调研,发现在‘三审合一’的实际过程中,遇到的不同意见也主要来自于刑庭和行政庭,不过这都不是大问题,因为《战略》和《意见》已经基本将‘三审合一’确定下来了。”李顺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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