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数字图书馆有关的著作权法律问题研究

总第33期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 王晫发表,[综合]文章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数字化技术的广泛采用,承载传承人类文明重要使命的图书馆业在经历着重大的变革。互联网正在使人们的生活方式,特别是获取信息的方式发生着根本改变。数字图书馆正是在该历史背景下孕育而生,也在快速发展。它在给人们提供极大便利的同时,对权利人的权利也产生着巨大的冲击。如何协调好权利人、数字图书馆以及公众这三者之间的利益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文将从数字图书馆的概念、与数字图书馆有关的案件特点、法律地位、涉及的著作权种类以及解决海量授权的司法建议等角度对我国当前的数字图书馆的发展作一分析,以期对法院的审判实践有所裨益。

一、数字图书馆的概念
《辞海》对图书馆的解释为“搜集、整理、收藏和流通图书资料,以供读者进行学习和参考研究的文化机构。”图书馆的基本职能在于收藏并保存作品、传播知识、提供信息服务。数字图书馆的称谓系对Digital Library (DL)的中文翻译,Library在英文中有“图书馆、藏书室、库”等含义,由于数字图书馆的内容除了传统图书馆的图书、杂志等之外,还可以包括论文、音乐、电影等多种类的资料,其是一个无比巨大的开放式的信息库,可以包含所有可以数字化的信息,因此将DL翻译成“海量资料库”更为恰当。但鉴于当前已经通称为“数字图书馆”,本文仍将继续采纳这种翻译。

数字图书馆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传统公益性图书馆(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科学研究图书馆)的数字化,这是我国国家级的重点文化工程项目。传统型图书馆的数字化建设工程的主要内容就是馆藏信息资源建设,一般要经过三个步骤:第一,把传统作品通过扫描等方式储存在计算机里,即将作品数字化;第二,把已数字化的作品或数字作品制成电子数据库,并存进网络服务器的硬盘里;第三,公众根据需要访问服务器节点并由服务器把信息发送到自己主机的内存或缓冲区里,然后经由计算机的处理由显示器或音箱等输出设备把信息传递给公众。[1]传统图书馆由于借阅、复制的数量均十分有限,因此对权利人的影响相对较小。而数字化后的图书馆由于将大量的图书资料在网上传输,使读者可以通过网络(包括国际互联网和局域网)进行浏览、阅读,这种方式对权利人的影响极大,因而产生的法律纠纷也越来越多。

另一类是数字化的非传统型图书馆。这类公司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新兴的一种新型公司,其商业属性浓厚,这类公司主要为数据库制作公司和商业性网站,也是司法实践当中经常遇到的当事人,例如北京书生数字技术有限公司(简称书生公司)、北京方正阿帕比技术有限公司(简称方正阿帕比公司)、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世纪超星公司)、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万方公司)、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同方知网公司)等。这类公司通过各种方式取得作者的授权制作数据库,同时经营载有大量图书资源的网站。

二、涉及数字图书馆的案件受理情况和特点

  (一)涉及数字图书馆的案件受理情况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上半年
网络著作权案件数量 66 85 400 1304
涉及数字图书馆的案件数量 16 5 36 500
所占比例 24.2% 5.9% 9% 38.3%

(二)涉及数字图书馆案件的特点
1、当事人特点
在本市受理的涉及数字图书馆的案件当中,权利人基本上都是文字作品(包括书籍、论文、期刊等)的著作权人,其主张的权利包括发表权、汇编权、复制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权利,其中尤以信息网络传播权为多。权利人通常采取公证的形式固定侵权证据,对于商业性网站直接上载权利人作品并供读者浏览、下载的侵权行为,权利人通常直接对该网站上载有其作品的事实进行公证作为侵权证据;对于数据库制作公司将其制作的数据库产品销售给公益性图书馆并由后者在局域网范围内上载并提供给特定范围内的读者浏览、下载的侵权行为,权利人通常在该局域网内对公益性图书馆载有其作品的事实进行公证作为侵权证据。对于损害赔偿额,权利人通常按照国家版权局公布的稿酬标准再乘以若干倍数主张赔额。
2、侵权行为特点
在本市受理的大部分涉及数字图书馆案件中,原告指控的侵权行为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商业性网站未经许可上载权利人的作品供读者浏览、下载的行为,权利人针对该类侵权行为会直接起诉该商业性网站侵犯了其复制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权利;另一类是专业的数据库制作公司将其制作的各类作品的数据库销售给传统的公益性图书馆,权利人通常将上述二者作为共同被告起诉至法院,法院通常认为高校或者公共图书馆购买数据库并在其内部网上供读者阅读的行为构成对权利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犯,其次对于公益性图书馆通常只判令其承担停止侵权的责任,而没有判令其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
3、授权审查特点
本市法院对于数据库制作公司是否获得著作权人授予的信息网络传播权通常采取严格的审查标准。当前业内的数据库制作公司通常不能采取超星公司的“一对一”授权模式,其通常获得的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转授权,因此转授权人是否获得了著作权人有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授权以及是否获得了转授权的权利成为法院审查数据库制作公司是否获得完整授权的关键。例如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今年受理的众多论文作者起诉万方公司侵犯发表权、汇编权、复制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中,海淀法院区分了三种情形分别作出了不同的判决,即没有取得作者授权也没有取得学校授权的,判令万方公司承担侵权责任;只取得学校授权而没有取得作者授权的,同样判令万方公司承担侵权责任;既取得了作者授权也取得了学校授权的,驳回作者的诉讼请求。
4、案件背景原因特点
在我们调研中发现,很多纠纷的背后原因是数字图书馆行业内的恶性竞争造成的。目前我市受理的很多涉及数字图书馆的案件当中,表面上看是作者起诉数据库制作公司,但背后提起诉讼的真正的主体可能恰恰是作为案件被告的数据库制作公司的同行业竞争者,这种意图通过诉讼这种手段达到恶性竞争目的的行为最终只能造成两败俱伤的结果。

三、数字图书馆的法律地位
传统图书馆一般为公益性服务机构,其最基本的职能是向社会公众提供免费的或非赢利的服务。数字图书馆是没有时空限制、便于使用的超大规模的知识信息储存和服务系统。由于信息及其载体的形式变化和操作系统的改变,数字图书馆的服务方式和职能与传统图书馆有着本质的区别。法律地位的不同决定其法律义务和责任的不同,因此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应当首先明确涉案当事人的法律地位。

(一)营利性与公益性判定
TRIPS协议没有直接规定营利性对数字图书馆的影响,即使数字图书馆采用非营利模式,网络传输作品也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原著作权人潜在市场的合法利益,不能以“非营利”为由进行抗辩。可见,根据TRIPS协议,营利与否对数字图书馆的法律属性的定位没有太大的影响。我国《著作权法》并没有规定数字图书馆作为营利机构和作为非营利机构的区别,也没有规定涉及数字图书馆的业务中因为营利与否而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所以,数字图书馆是否营利不能成为考虑数字图书馆是否侵权的重要因素。

之所以法律作出上述规定,盖因为从信息网络传播的角度分析,数字图书馆的赢利性与否对著作权人的权利影响并无很大差别。但我国目前的现状是,传统的公益性图书馆其传播范围是很有限的,通常在自己的图书馆或者学校范围之内出于教学、科研的目的提供浏览、下载等服务,笔者认为可以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图书馆对自己馆藏资源数字化后提供浏览、下载服务,这种情况下可以扩张适用《著作权法》中规定的法定许可制度,即无需去的权利人的许可,但应当支付报酬;第二种情形是图书馆与商业公司合作,购买专业的数据库制作公司制作的数据库产品作为自己的虚拟馆藏资源,这种情况下图书馆对于涉案作品有合法来源,并且如果其采取了有效的技术措施,可以视为最终用户,而且并没有商业性使用,因此也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应承担停止侵权的民事责任。[2]而对于充当专业的数据库制作公司和商业性网站双重角色的非传统型数字图书馆,由于其本身具有浓厚的盈利性质,因此对其不能适用法定许可制度,其应当通过各种手段获得著作权人的完整授权。

综上,数字图书馆的性质是营利性还是公益性虽然对于构成侵权的定性没有影响,但是对于承担何种侵权责任有重要影响。

(二)网络服务提供者
传统公益型图书馆在将数字资源提供馆内外用户浏览、下载以及非传统型图书馆作为商业性网站向广大网络用户提供数字资源的过程中都是通过网络向用户提供数字化资源,在法律上可以归为“提供内容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无论是传统型图书馆在自己本馆的网络上发布作品,还是非传统型图书馆在互联网上发布作品,都需要取得原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授权。如果数字图书馆只是提供空间,让其他单位和个人在上面发布数据库的信息,数字图书馆负有严格的管理、协助义务,在权利人通知后仍不予协助的,将承担侵权责任,而真正的责任人是在上面发布信息的单位或个人。

在司法实践当中,非传统型数字图书馆公司所经营的商业化网站应当视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其向网络用户提供的是一种内容服务(即通称的ICP),同时其可能提供一些空间供网络用户上载作品,那么此时其角色是一个ISP,正如上文所述,对两种服务其所要承担的责任是不同的,审判实践中需要区别对待。目前司法实践当中遇到问题较多的是数字图书馆作为信息存储空间时应当承担何种责任的问题。通常来讲,法院会审查被控侵权行为是否符合《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以此来确定被告是否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例如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北京零时达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书生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3]中,法院认为被告作为“小说网”(www.xiaoshuo.com)的经营者,通过销售点卡的形式在向网络用户提供小说下载,获得了经济利益,因此被控侵权行为不符合《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

实践中,非传统型数字图书馆作为商业性网站应当在网站上提供降低版权侵权风险的声明,由于网上图书馆内作品涉及著作权人众多,如果暂时不能实现与所有作者取得联系,签约获得授权,对于一些没有经过授权的作品,也可先将其收入数字图书馆,并通过版权申明来谋求避免侵权的严重后果。例如超星公司在其版权申明中指出“不希望您的作品以数字图书馆的方式为读者使用,请速通知我们,我们将在24小时从各大图书馆撤除您的作品,同时根据此前的作品使用情况向您合理付酬。也欢迎读者提供作者线索。”这虽然是一种“先斩后奏”的措施,存在很大的法律风险,但从商业上来讲可以极大降低侵权风险;另外,商业性网站还应当采取适当的技术措施,例如数字版权管理技术[4],以防止作品被非法盗版传播,限制打印、传播和永久下载。比如,一次打印不能超过10页,打印页上加有保护版权的标识。考虑到当前互联网带宽问题,允许读者下载到本地阅读,但下载到本地硬盘的资料是加密资料,只能读者本人在下载机器上阅读,不能传播。下载资料在读书卡过期或指定时间后自动失效,相当于传统图书馆的借阅和归还,读者对资料不拥有永久所有权。数字图书的阅读量和下载量均有详细统计,作者可以随时查询。所有统计数字和报酬分配方案在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监督下进行。

日前,谷歌公司在网站(www.google.cn)中也开展了数字图书馆业务,谷歌公司将图书扫描后上载到自己的服务器之中,并将图书分门别类加以编辑、整理,供网络用户浏览。谷歌公司援引“合理使用”制度抗辩自己的行为是合法的,并且称对于自己的行为应当适用美国法律加以解决。但是,“合理使用”制度有其严格的适用限制,出于对著作权人合法权利的保护,各国对于“合理使用”制度都有严格的限制,我国也不例外。我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列举式的规定了十二种“合理使用”的情形,只有符合这些情形才能不经过著作权人许可,也不需要支付许可使用费,其他未经许可使用著作权人作品的行为均不能视为“合理使用”。并且,谷歌公司作为一家中国公司,其行为当然地受到我国有关法律的调整。谷歌的行为同其他经营图书类商业性网站的公司并没有不同,都存在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并通过网络传播其作品的行为,是对著作权人复制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直接侵犯,不属于我国《著作权法》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虽然,谷歌公司在自己网站中有类似于超星公司的版权声明,并且谷歌公司对于主张权利的著作权人给予适当的稿酬作为补偿,但这只能部分的降低其应当承担的法律风险。从本质上说,谷歌公司明知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却实施了复制和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

(三)数据库著作权人
在数字图书馆的建设过程中,数据库的开发和使用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司法实践中碰到的大量的当事人都是以专业的数据库制作公司的身份出现的[5]。《欧盟数据库指令》规定,凡在其内容的选择和编排方面体现作者自己的智力创作的数据库,均可根据该指令获得著作权保护。我国《著作权法》第十四条规定,汇编若干作品、作品的片段或者不构成作品的数据或者其他材料,对其内容的选择或者编排体现独创性的作品,为汇编作品,其著作权由汇编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可见我国著作权法对数据库作为汇编作品给予了保护,但保护前提是内容的选择和编排上应体现独创性。

数字图书馆开发的数据库必须具有原创性,因此,数字图书馆在数据库开发过程中应注意数据库的材料选取,避免复制他人数据库的全部和实质性部分内容,并保证数据库编排方式的独创性。传统公益型数字图书馆除了自己开发数据库外,还要通过购买专业数据库制作公司的数据库来扩充虚拟馆藏资源。这也是本市受理的大量案件中,传统公益型图书馆和专业的数据库制作公司作为共同被告的原因。

当前在数字图书馆行业内,专业的数据库制作公司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例如万方数据公司、同方知网公司等,其通常的经营模式是在其制作论文、期刊或者书籍等作品的数据库之后,将其销售给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和科研图书馆,作为这些图书馆数字化建设过程中馆藏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图书馆在有限的范围之内(高校图书馆通常限于学校师生,公共图书馆限于登记注册的读者等)提供给读者阅读。而作为权利人的作者通常在上述图书馆内对其网络上载有其作品的事实进行公证,之后针对数据库制作公司和学校(包括公共图书馆)提起诉讼,要求这些主体承担连带责任。

四、与数字图书馆有关的案件所涉及的著作权类别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著作权包括多项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权利人主张哪项权利决定了具体侵权行为的不同,因而对证据的要求也不同。因此有必要分析在与数字图书馆有关的案件当中权利人主张的各项权利。

(一)复制权
文献资源的数字化处理是图书馆资源建设的必要步骤,是数字图书馆的物质保障。所谓数字化处理,就是依照计算机技术把一定形式(文字、数值、图形、图像、声音等)信息转换成二进制数字编码,再进行组织加工、储存、传输,并在需要时把这些数字化的信息还原成信息形式的技术[6]。数字化作品的性质,实质上是一种类似于对软件程序的复制,即把人类的自然语言转换成机器能够识别的二进制代码,从一个载体转换到另外一个载体,这种转化仅仅是一种物质上的让渡,并不影响著作权的所属状态,是一种复制行为。
我国国家版权局在1999年12月9日发布的《关于制作数字化制品的著作权规定》中第二条规定“将已有作品制成数字化制品,无论已有作品以任何形式表现与固定,都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所称的复制行为。”因此,数字图书馆在进行信息、资源数字化转换时,必须先经由著作权人有关复制权的授权。因此,无论是专业的数据库制作公司未经许可将作品受录入数据库,还是商业性网站未经许可上载作品,都需要取得权利人有关复制权的授权。
(二)发表权
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发表权,即决定作品是否公之于众的权利。该项权利主要在涉及毕业论文作者的案件中出现,[7]由于学生的毕业论文通常没有公开发表过,因此数据库制作公司未经论文作者许可将其论文收录入数据库的行为侵犯了作者的发表权,应当承担赔礼道歉的民事责任。
(三)汇编权
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六项规定,汇编权,即将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断通过选择或者编排,汇集成新作品的权利。该项权利禁止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将其作品汇集入数据库的行为。司法实践当中,专业的数据库制作公司在制作各式各样的数据库的时候,应当取得作者关于汇编权的授权。
(四)信息网络传播权
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我国2001年修改《著作权法》时新增加的权项,在《著作权法》修改之前的案件当中,海淀法院曾经根据修改前的《著作权法》认为被告侵犯了原告的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8]。
根据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一条的规定,共有三类主体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即著作权人、表演者和录音录像制作者,因此数字图书馆在建设馆藏资源时,要分别取得这三类权利人的授权。司法实践中遇到较多的是文字作品著作权人的授权问题,由于比较常见的模式是数据库制作公司取得作者的授权后制作数据库,之后再将数据库销售给各类的图书馆用来建设虚拟馆藏资源,这就产生了一个新问题,即数据库制作公司不仅要取得作者授予的复制权和汇编权,还要取得作者授予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并且该项权利是可以转授权的,只有做到这点,该权利的链条才是完整的,否则将面临侵权的风险。

对于在公益性数字图书馆的局域网内上载数字化的图书资源供人浏览、下载的行为,笔者认为该行为适用信息网络传播权更为恰当。有同志认为由于局域网有其特定的空间限制,因此不符合我国《著作权法》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给出的“在其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这一要件,认为适用复制权和其它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更为适当。但笔者认为,我国之所以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这一概念,主要是规范通过“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传播作品”这一有别于传统传播作品途径的方式,其着重点并不在于“选定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上,因此在局域网内传播作品构成侵权的,笔者认为侵犯的客体仍然是信息网络传播权。同时,笔者认为可以适当扩大公益性图书馆合理使用作品的范围,即在有限的范围之内提供作品的在线浏览和下载不构成对著作权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犯,无须著作权人的许可,也无须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

五、当前非传统型数字图书馆的授权模式及其责任承担
本市受理的涉及数字图书馆的案件当中,纠纷往往都是由于非传统型数字图书馆未取得著作权人的完整授权产生的,而业内的非传统型数字图书馆公司所采取的授权模式均不同,因此分析各自的授权模式也许会找到症结之所在。
(一)万方公司的“高校授权模式”
万方公司作为专业数据库制作公司其主要的产品是“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该数据库获得授权的主要途径是从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获得的转授权,而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是从论文作者所毕业的大学获得论文作者的转授权,但这种授权很可能会有瑕疵。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因为有政策的支持姑且不论,但只有当作者授予了学校对其论文作品的复制权、汇编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并且授予了学校转授权的权利,在此基础上万方公司获得学校的授权才能认为取得了完整的权利。
对于万方公司应当承担何种法律责任的问题,以2008年上半年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简称海淀法院)受理的几百名论文作者诉万方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为例,这批案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万方公司既取得了论文作者的授权,也取得了作者毕业学校的授权;第二类:万方公司仅取得了学校的授权而没有取得作者的授权;第三类:万方公司既没有取得作者的授权也没有取得学校的授权。对于这批案件的审理,海淀法院首先确认了论文作者对涉案的博士或者硕士论文享有著作权;其次认定万方公司向图书馆销售数据库系对涉案作品的商业性使用,并且认为万方公司已通过技术措施限制学位论文数据库用户仅可在内部局域网的IP范围内使用该数据库,但仍不排除公众通过学位论文数据库用户内部局域网获得相关论文之可能性,不属于著作权法所规定的图书馆合理使用作品之范畴。该行为侵犯了作者的复制权、汇编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如果论文尚未发表,则还侵犯了发表权。这批案件的审理结果海淀法院也区分了两种情形:一、既没有学校授权也没有作者授权的,或者仅有学校授权而没有作者授权的,都判定万方公司侵犯了论文作者的发表权、复制权、汇编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二、既有学校授权也有作者授权的,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上述案件均得到了二审法院的维持。

(二)世纪超星公司的“一对一授权模式”。

世纪超星公司是数字图书馆公司中解决海量授权问题比较彻底的公司,其采取的是作者逐一授权模式。世纪超星公司既是数据库制作公司,也是商业性网站的经营者,其经营www.sslibrary.com(超星数字图书馆),同时通过北京超星数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简称超星数图公司)向客户销售其制作的数据库。世纪超星公司与每位作者签署授权书,约定将作者的“个人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以专有许可方式授权世纪超星公司,作为对价,世纪超星公司给作者十年期的读书卡,并且到期后可以续展。除此之外,在超星数字图书馆上的“联系授权”声明中,有三种授权方案可供作者选择,即向作者赠送10年期读书卡,根据下载量付费,作者要求单独定价、向用户单独收费,根据超星现有的授权状况来看,绝大部分的作者选择了第一种即获取10年期读书卡的授权方案,这种不用直接支付费用而是以权利换权利的授权方式节省了世纪超星公司很大的成本。[11]但是这种授权模式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不可能找到所有收录作品的作者签署授权书,因此没有取得授权的情况时有发生。
作为购买超星数图公司销售数据库的“客户”的公益性图书馆,其使用方式为其有偿取得世纪超星公司所分配的用户名和密码并可使用该用户名和密码浏览或者下载网址为www.sslibrary.com的超星图书馆网站所载超星数字图书馆内容,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公益性图书馆采用的是类似于网络用户的使用方式,因此法院不认为该公益性图书馆的行为构成侵权,但认为世纪超星公司和超星数图公司共同构成对著作权人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犯,应当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

(三)方正阿帕比公司的“出版社授权模式”

方正阿帕比公司采取的授权模式是从出版社取得授权,出版社保证其授予的权利中包括作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但该种模式隐藏着权利瑕疵的风险,首先是作者在与出版社签署的出版合同中没有授予出版社信息网络传播权,其次是作者即使授予了出版社信息网络传播权,但没有许可出版社转授权,这两种情形下方正阿帕比公司都面临着被诉侵犯作者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风险。从司法审判的角度分析,如果方正阿帕比公司构成侵权,其可以向出版社主张权利瑕疵的违约责任。但从商业角度分析,方正阿帕比公司为了获得出版社的资源,是不大可能起诉出版社的。
方正阿帕比公司采取的销售模式为在取得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授权期限之内将“电子书”销售给公益性图书馆,同时将浏览、借阅该“电子书”的操作平台软件销售给公益性图书馆,[14]公益性图书馆采取类似于传统纸制图书的借阅模式共局域网内的用户借阅,对于这种模式,海淀法院认为由于侵权行为发生在授权期限届满之后,因此被控侵权行为构成对著作权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犯,应当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的责任。

六、解决海量授权问题的司法建议

目前有关数字图书馆的司法案例当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作品的海量授权问题,著作权人往往以侵犯了其复制权、汇编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权利为由,起诉数据库制作公司、商业化网站和各类图书馆,因此如何解决海量授权问题应当是数字图书馆行业首先应当关注的焦点问题。

(一)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文字著作权协会)
版权集体管理是目前法律架构下解决大量权利许可的比较可行的办法,也是国际通行的做法。但目前我国集体管理制度还很不完善。

对于文字作品的集体管理问题,人们给予厚望的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目前只是得到了国家版权局的批准成立,其还没有正式开始运作。协会的主要业务范围是:以法定集体管理制和会员制形式,接受境内外著作权人的委托,管理其著作权及相关权利;对著作权人的作品和版权权利进行登记和管理;向作品使用者发放著作权使用许可证并收取作品使用报酬;向著作权人分配作品使用报酬。依照其《会员指南》中所陈述,协会并不管理著作权人的所有版权,而仅仅保护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由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管理和著作权人个人难以行使的权利,例如管理下列版权:(1)信息网络传播权;(2)涉及制作多媒体、数据库的汇编权;(3)报刊文章的转载权;(4)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准许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管理的其他权利。可见,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的职能里边,是包含了对文字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管理的。

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作者是否懂得、是否愿意将作品授权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管理。如果这一环节顺畅,那么通过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获得版权授权,将会是成本最低的方式。

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的功能主要是获得作者授权、征收版税和分配版税。可见集体管理机构运作的前提仍然是获得作者授权,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谈不上征收版税和分配版税。对于作者来说是否愿意以及是否有意识主动要求加入集体管理机构都是一个意思自治的问题,如果作者不愿意,或者由于其他各种原因没有进行这种授权,那么集体管理机构获取授权的难题仍然存在,这与图书馆需要事先获得作者授权一样困难。所以在作者授权意识滞后的情况下,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的作用对数字图书馆的建设是有限的。另一方面,集体管理机构诞生的基础是基于为少数名人作者服务,对于能称为音乐家、作家和画家的作者集体管理机构要想与他们取得联系相对容易,而对于数字图书馆面的大量的普通作者来说要让他们都加入一个集体管理机构也是不现实的,对于人人都是作者人人都是使用者的网络时代,如果全民皆加入一个文字集体管理机构,并与这样的机构签订一份授权许可,然后集体管理机构还要逐一再从每一个使用者那里收取的使用费分配给每一个作者,是一件十分庞杂的事情。

(二)扩大法定许可制度的法律适用
公益性图书馆在对其作品进行信息网络传播时,对不同的用户设置的权限是不同的,馆外用户所能够浏览到的内容远远少于馆内用户,对于能够让馆外用户浏览到的内容,由于将对作者的利益造成很大的损害,因此不能适用法定许可制度,图书馆应当取得作者的授权并且支付许可费。而对于馆内的用户而言,如果图书馆能够采取有效的技术措施,例如限制特定的IP段、控制同时浏览人数、禁止下载、打印等措施的话,那么可以适用法定许可制度。同时,作者为了实现自己创作作品的经济利益,通常都希望自己的作品得到更广泛的传播,这也为法定许可制度适用于公益性的图书馆提供了现实基础,但公益性的图书馆同时也应在网页上发表声明,即如果作者不希望其作品通过网络被传播,则可以通知该图书馆,图书馆应当立即删除,并对之前的使用行为向作者支付合理报酬。

(三)出版社作为版权授权的代理机构
方正阿帕比公司采取的从出版社获得授权的模式很值得业内公司借鉴。在我国,图书的出版必须通过出版社方能进行,出版社掌握着大量的图书资源。并且相对于数量众多的作者而言,出版社的数量相对小得多。因此从出版社获得作者的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项授权相对容易,也可以大大节省成本。但在实践操作过程中,出版社往往以商业秘密为由拒绝向数据库制作公司提供作者与其签署的图书出版合同,在这种情况下数据库制作公司无法知道出版社是否取得了作者有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授权,因此可能面临侵权风险,这也正是这种授权模式的弊端。

(四)授权要约模式
授权要约的模式是指在图书中包含权利人版权声明,权利人自愿向公众发出要约,要约中规定了公众能以何种条件、何种方式使用本作品,任何个人或机构只要愿意接受该条件即可自动达成与权利人的合同关系,并按照约定的方式合法使用本作品。

在作品出版时一同刊登要约的意义在于:能保证发出要约者一定是作者,免除验证作者身份的成本以及可能产生的误差;能保证希望使用该作品的使用者一定能找到对应的要约,而且无需为此支付成本;而且如果作者希望其作品在某种条件下被传播使用的话,这也为其提供了最方便的机会来表达其意愿,为此支付的成本也最小化。

由于合同应当是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因此这种模式的一个很大弊端是没有采纳被许可方的意思,而是采取了许可方单方制定的“格式合同”,被许可方在这种情况下处于“或者接受,或者放弃”的境地。

综上所述,没有任何一种授权模式可以解决所有的版权授权问题,各种授权模式既有自身的优势,也存在固有的缺陷。但是,版权授权问题不解决,数字图书馆行业所面临的纠纷就会层出不穷,势必阻碍其健康发展。因此,数字图书馆业应当综合运用各种授权模式,尽力解决版权授权问题。

结束语
在数字图书馆法律问题中,均存在三方利益群体:版权人、业界(数字图书馆)和社会公众,三方群体中存在两对比较尖锐的矛盾:版权人与数字图书馆业界之间关于版权授权成本的矛盾;社会公众与版权人和业界之间降低获取信息成本之间的矛盾。而后者的成本实际是由前者的授权成本决定的,因此在中国现有法律框架内,数字图书馆和发展中的核心问题就是版权授权的模式和成本问题。

由于当前数字图书馆业界,特别是数字化的非传统型图书馆(包括专业的数据库制作公司和商业化网站)在获得著作权人授权问题上还存在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因此此类案件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将大量的摆在法官面前。笔者认为解决此类问题的关键在于以下几点:一、审查专业的数据库制作公司或者商业化网站是否获得了著作权人的各项授权;二、审查购买数据库的传统公益型图书馆是否采取了必要的技术措施以限制作品的浏览次数和传播范围;三、对于赔偿数额,应当考虑数字图书馆行业的实际盈利水平,与传统纸制图书出版行业的区别等因素,合理确定著作权人的实际损失。

另外,笔者认为,解决此类纠纷不是单靠法院的力量就可以解决的,需要立法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出版社以及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立法部门应当进一步完善针对数字图书馆行业的法律、法规,特别是有关法定许可方面的规定;行业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应当协调业内各个公司之间的关系,减少不必要的“内耗”,团结一致参与国际竞争;文字著作权协会和出版社应当担当起解决海量授权问题的重任,为彻底解决纠纷而努力。

总之,虽然数字图书馆行业的发展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该行业是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要求,其前进的脚步势不可挡,因此我们应当积极地面对各种问题,为该行业的健康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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