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审合一:知识产权立体保护资源配置探究

总第37期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 文/姚建军发表,[综合]文章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新型财产权,已经成为知识经济时代重要的物质基础与权利基础。


  我国现阶段也对知识产权采取了民事、刑事及行政立体保护的体制。然而,我国法院目前的审判实践与知识产权民事、刑事、行政立体保护的要求却仍有诸多不相符之处:我国法院基本仍施行民事、刑事、行政分立审理的体系,实践中出现各自为政,甚至矛盾判决的情况;在三类诉讼审判庭中,对于知识产权审判的专业储备与力量配置并不均衡,刑事审判庭及行政审判庭并不设专门的知识产权审判业务庭,甚至没有专业的知识产权审判合议庭,给知识产权刑事诉讼及行政诉讼审判带来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知识产权立体保护的效能。


  针对上述问题,我国知识产权审判理论及实践均提出了相同或类似的应对措施,实行了知识产权民事、刑事及行政三审合一的审理模式(即由知识产权审判庭统一受理涉及知识产权的民事、刑事及行政诉讼案件),该模式已经在实践中得到应用并取得一定的效果。我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也将其作为知识产权司法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予以明确记载。2009年7月1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专利商标等授权确权类知识产权行政案件审理分工的规定》中明确指出:审理授权确权类知识产权行政案件由知识产权审判庭统一审理。笔者作为长期从事知识产权审判的一线法官,希望能够结合所在单位对三审合一的制度探索、自身的知识产权审判实践及长期以来对三审合一制度的思考,对三审合一所涉及的若干问题进行简要讨论。


  三审合一的探索实践


  在讨论三审合一的制度探索时,很多学者对国外类似的实践进行了研究,其中包括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及日本的知识产权高等法院等。当然,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及日本知识产权高等法院事实上主要是作为统一的知识产权上诉法院出现的,其功能主要在于消除知识产权审判地域性差别以及减少知识产权审理的程序, 提高审理效率,而非着重知识产权民事、刑事及行政诉讼的统一。我国有学者论述关于知识产权上诉法院构建的设想时,尽管涉及民事、刑事及行政三审合一,但主要仍在于强调地域性差别的消除与提高知识产权行政确权及司法审判的效率。


  相比美国与日本、泰国的知识产权和国际贸易法院以及台湾地区的智慧财产法院,则是直接的知识产权民事、刑事及行政诉讼合一的法院, 其核心关注与解决的,即为三大法领域中对知识产权审判专业性的不均衡及认识不统一的问题。正是基于这种国际实践,有学者认为知识产权的三审合一,已经成为实实在在的国际惯例。


  应该说,设置统一的同时受理知识产权民事、刑事及行政案件的知识产权法院,是知识产权立体司法保护的高级形态,它涉及到对整个司法审判体系和制度的变革,比如泰国及台湾均是通过颁布专门的“法律”、“法令”来实现。在中国现阶段,统一的知识产权法院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内容仍在探索中,而面对知识产权立体保护的现实需要,实践中则是通过在部分法院设置民事、刑事及行政三审合一的审判庭来进行知识产权案件统一受理、审理、判决的探索。知识产权三审合一的最早实践于1996年出现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肇始于“飞鹰”商标审判的需要与启发;广东省高院根据最高院要求进行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刑事诉讼程序的衔接”的调研并在此基础上于2006年8月颁布了《关于在我省部分基层人民法院开展知识产权刑事、民事、行政 “三审合一”审判方式改革试点的实施方案(试行)》,在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以及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进行知识产权三审合一的试点,从而开始以规范性文件的方式进行三审合一的改革探索。此后,江苏、浙江、湖北等部分地区法院均开始进行三审合一的探索。应该说,知识产权三审合一,不仅仅是国际惯例,同样已经成为中国法院知识产权立体司法保护的积极探索,并有燎原之势。


  笔者所在的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样也在进行知识产权三审合一的探讨。与设立三审合一的审判庭不同,西安中院的模式是对于涉及知识产权的刑事、行政案件,吸收知识产权民事法官参加,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确保知识产权案件审判人员取长补短、相互协调、统一认识,此举被称为“西安模式”。可以看出,“西安模式”主要特点在于知识产权民事法官就知识产权案件对刑事及行政诉讼法官提供支持,这完全是根据知识产权民事及刑事、行政审判实践进行的有益及切合审判实际的探索。


  三审合一的现实需求


  一项制度或者一种操作模式在实践中出现,必然有其现实需求,作为一项实践中产生的制度探索,知识产权三审合一能有较为有效的解决现有知识产权审判体制的问题,这也是三审合一的制度优势所在。


  首先,知识产权案件专业性强。知识产权案件具有高度的专业性,这种专业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知识产权案件与技术结合紧密,传统领域技术不断发展,新技术领域不断出现,均要求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给予应对。由此,审判知识产权案件的法官必须对技术具有一定的敏感性,充分掌握并且随时更新各类型案件的基本技术特点及其在法律要件上的体现,同时能熟练、充分运用技术查证的各种诉讼措施(司法鉴定及专家辅助人制度等);另一方面,侵犯知识产权案件认定的法律规则亦具有其专业性,需要审判知识产权的法官熟练掌握相对繁杂的法律规则及业务专业性。正是因为如此,现有审判体系中专门在“大民庭”下设置了知识产权审判庭,这是唯一以权利类型为标准设置的审判庭,亦体现出了知识产权案件专业性对法官专业性的要求。应该说,在知识产权民事审判领域,通过专业审判庭、合议庭的设置及长期的专业审判实践,知识产权民事法官的专业储备相对比较充足。


  其次,知识产权民刑、民行结合的紧密性。知识产权案件的另一个特点是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关系紧密。这种紧密性一方面体现在知识产权与传统财产权不同,诸多知识产权的形成、变更和消灭均以行政机关的审核确认为要件,因此知识产权尽管作为一种私权利,但其产生、保护及行使必须同时具有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2008年8月中国《反垄断法》开始实施,其中明确限制滥用知识产权实施垄断行为,就是这种平衡在更高层次上的体现。


  最后,知识产权案件审判需要体现效率性。知识产权的核心内容是智力成果,而在当今社会,智力成果的更新速度不断加快,很多智力成果能给权利人带来的经济利益仅在很短时间内才可能实现,其可能很快被其他更新的智力成果所取代;同时,正如前文所述,智力成果往往具有可复制、传播快等特点,这同样要求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必须及时制止,充分的实现效率的价值。这不仅体现在高效率的行政执法上,同样是对知识产权审判提出的要求,因为在出现纠纷的情况下,尽管存在临时禁令制度,但司法判决仍是权利状态的最终确认途径,仍是权利人得以实现知识产权价值的最终前提。西方法谚约: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这句话在知识产权审判中体现的更为明显。


  由此,如何建立一套顺畅的协调机制,防止因为审判制度上的割裂导致影响知识产权审判效率,进而使得权利人利益受损,也是知识产权立体保护所需解决的事项。


  三审合一的制度优势


  知识产权审判三审合一的现实需求,或者说,现有知识产权审判过程中遭遇到的问题,反言之,其实就是知识产权审判三审合一的制度优势,笔者在这里作简要的论述。


  首先,三审合一可以满足知识产权刑事审判与行政诉讼审判的专业性需求。知识产权审判三审合一在现阶段的操作主要体现为由长期审理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法官与刑事法官、行政诉讼法官共同组成专业的业务庭或合议庭统一审理涉及知识产权的民事、刑事及行政诉讼案件。而如前所述,由于在民事领域,知识产权专业审判已有一段时间,知识产权民事法官的专业储备相对充足,由此即可弥补刑事及行政诉讼法官审理知识产权专业性欠缺的缺点,同时又可保证刑事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审理所需要的程序专业性。


  笔者同时希望强调的是,知识产权三审合一也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根本上解决了知识产权审判民事、刑事孰先孰后的问题。对于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究竟应如何处理,是应秉承传统的“刑先民后”还是反之实施“民先刑后”也是近年来知识产权审判讨论的一个热点。对此不同的学者持有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主张,其讨论的焦点仍在于刑事诉讼过程中的取证手段及效率优势与民事诉讼过程中对是否构成侵权判断的专业性如何权衡、取舍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存在的最主要原因仍在于对知识产权刑事审判专业性的担忧。而在实行知识产权三审合一后,刑事案件审判的专业性将得到解决,由此知识产权审判刑民先后的纠结,也就迎刃而解。


  其次,三审合一可以解决“三审分立”所带来的认识不统一乃至矛盾判决的情况。由于涉及同一事实的民事、刑事及行政诉讼案件将由同一业务庭(甚至合议庭)审理,因此自然不可能出现在是否侵犯知识产权等核心问题上出现相互矛盾的判决,防止了不同业务庭因为认识不统一而导致矛盾判决的情况。


  最后,三审合一可以极大提高知识产权审判的效率。由于知识产权民事、刑事及行政诉讼案件均由同一业务庭审理,案件中止及恢复程序,对民事、刑事或行政诉讼判决的解读,均可以通过庭内交流的方式实现,不仅克服了不同业务庭之间交流缺乏而导致的程序拖沓,更在根本上解决了现有知识产权刑事与民事案件分级管理带来的中止程序操作的困难与时间的拖延,极大的提高审判效率。


  事实上,知识产权三审合一所能带来的优势已经形成理论上统一认识并且被实践所证明。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三审合一从知识产权自身综合性强、专业性强及节约审判资源、提高审判效率、统一执法尺度等因素来看,是不二之选,对于避免审判资源的浪费,亦有着突出价值与意义。


  三审合一面临的现实问题及其解析


  知识产权审判三审合一对于实现知识产权审判的专业性、统一性及效率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但同时必须看到,这毕竟是新制度,是对传统知识产权审判模式进行根本变革的创新,因此其在实践中必然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以下笔者对知识产权审判三审合一存在的问题进行简要论述并阐述一些想法。


  1、审判业务上,如何实现、保持法官对三大诉讼法、诉讼程序及证据制度的精确认识与把握


  知识产权审判的一个特点是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及行政诉讼关系密切,其核心审判事项甚至基本一致,由此提出了知识产权审判三审合一的需求,也提供了这种可能。但同时必须看到,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及行政诉讼毕竟是三大独立的诉讼体系,其诸多诉讼理念及制度均不相同,如就审查对象而言,刑事诉讼审查的是是否符合犯罪构成要件、民事诉讼审查的是是否符合侵权构成要件,而行政诉讼审查的则是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就审查标准而言,刑事诉讼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也即通常所谓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原则;而民事诉讼则是“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也即通常所谓高度盖然性或者优势证据规则;而行政诉讼则是“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也即通常所谓行政行为合法性原则;就证据规则而言,刑事诉讼为公诉机关举证犯罪事实成立,民事诉讼为按构成要件分配举证责任,行政诉讼则由行政机关举证;此外,在具体的证据运用及审查规则方面,三大诉讼体系也存在着重大差别,如鉴定结论在民事诉讼及刑事诉讼中的运用即存在明显不同。


  在实践中由此衍发还有两个更为具体的问题。首先,根据目前的有关统计,在实行三审合一试点的法院所审理的知识产权案件中,民事案件占到绝大多数,刑事案件较少,而行政案件几乎没有,由此导致的一个现实是,三审合一的合议庭主要审理的均是知识产权民事案件,这一现实所导致的问题则在于,无论对于现阶段加入三审合一审判庭的法官,还是对于将来直接进入知识产权三审合一审判庭的法官来说,如何在长期审理知识产权民事案件,而很少审理刑事案件、行政诉讼案件的情况下,维持对刑事诉讼及行政诉讼的司法理念、原则及制度的精确掌握;即长期审理民事案件所产生的思维定势,将不可避免的影响到其对刑事诉讼及行政诉讼的审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去民事化”。事实上,笔者所在单位实验的“西安模式”,尽管没有实现真正的三审合一,但却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因为由民事法官提供知识产权实体支持的模式,并不影响刑事法官及行政诉讼法官日常从事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审判,并据此为保持对各自诉讼法与诉讼制度的精确掌握,而若将三审合一固定为一个合议庭,则不可避免的需要解决这一问题。笔者认为,从根本上而言,这一问题的解决仍有赖于法院内部培训、交流体制的完善及审判法官综合素质的提高。换言之,知识产权三审合一审判庭的法官同时兼具民事、刑事及行政诉讼法官的角色,因此应同时参加法院关于民事、刑事及行政诉讼法官的培训与交流,尤其是针对三大诉讼法原则、审判标准及证据规则等方面的交流与培训,必要时甚至可以由该合议庭审理或配合审理部分其他类型刑事案件及行政诉讼案件。当然,对于审判法官而言,这无疑是艰巨的任务,但笔者认为也相信,高素质、具备综合能力的法官,乃是知识产权三审合一的基础。


  其次,实践中有学者提出,三审合一后,针对同一事实而发生的民事、刑事及行政案件的审理是否应当回避?审理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法官,是否不应再审理因同一事实发生的刑事或行政诉讼。对此,笔者持否定态度,除有关学者已经论述到的理由外,笔者更认为,不仅现阶段诉讼资源无法满足该种回避的要求,同时若实行回避,三审合一可能给知识产权审判带来的司法统一、司法资源节约及司法效率等效能将大大减损。由此产生的另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在不进行回避的情况下,如何保证依据各自诉讼法,尤其是证据规则,对案件进行公正审理。比如,在刑事诉讼案件中,公诉机关查明了犯罪事实并提供了相应证据,而在民事诉讼中,权利人却并未提交有关证据材料,应如何审判?又如,刑事诉讼或者民事诉讼已经查明了犯罪或者侵权事实,而在行政诉讼过程中,行政机关已经处罚了犯罪人或者侵权人,但事实上行政机关实施处罚当时并无充分证据,应当如何审判?总之,如何避免其他诉讼程序中的事实对审判法官的影响而使得法官先入为主,成为诉讼一方的“潜在代理人”?笔者认为,这更多是对三大诉讼法举证责任及其他证据规则的严格掌握,同样要求审判法官熟悉并熟练掌握三大诉讼法,并在具体案件中明确划分举证责任,正确审核证据,据此确定诉讼各方举证责任是否完成,进而作出正确审判。


  2、在审判体制上,如何实现其他诉讼制度与三审合一的衔接


  知识产权审判三审合一目前在部分地区的部分法院进行单独的试点,但如果最终将三审合一作为一项正式的审判制度推广,则必然会需要更多诉讼制度与三审合一实现衔接。笔者认为其至少包括两个方面:首先,知识产权民事、刑事及行政诉讼案件管辖的统一规范。目前,各地中级人民法院是审理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主力,而知识产权刑事诉讼(如前文所述,知识产权犯罪主要为轻罪)及行政诉讼案件则基本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由此,在实现知识产权三审合一之后,必然要求统一知识产权案件的管辖。对此,笔者认为,在现阶段,可以采用将涉及知识产权的刑事案件、行政案件统一归属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进行试点的方式,随着知识产权民事案件审判权的下放,逐步实现下放。其次,上下级法院协调。目前知识产权三审合一仅在部分法院进行试点,对该审判庭审理的案件不服提起上诉的,由于上级人民法院并未进行相应设置,因此仍分别有民庭、刑庭或者行政庭审理上诉案件。对此,笔者认为这仅是三审合一在试点阶段的现象,若该项制度最终得到认可而进行统一的审判模式和制度推广,则各审级法院均应设置相应知识产权三审合一的审判庭,从而实现一审、上诉案件审理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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