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专利商标局驻华知识产权专员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见解——访美国驻华使馆知识产权专员柯恒

总第6期 China IP Amal Bouchenaki发表,[专利]文章

  美国专利商标局意识到美国公司正面临着如何在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挑战已经有一段时间了。2004年,美国专利商标局在其历史上第一次在异国委派了一位从事知识产权工作的专员。
  不久前,在美国驻华使馆我们采访了号称“中国通”的柯恒先生--美国专利商标局的知识产权专员。柯恒先生拥有汉语专业本科和研究生学位,在知识产权领域有20多年的经验。采访中他和我们讨论了各种主题,从气功到中国知识产权法律形势,还有他作为知识产权保护专员的作用等等。
  柯恒先生解释说他对中国的兴趣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研究汉语的时候。他在1977年和1979年分别取得了中国文学学士和硕士学位。他对中国的兴趣要先于对法律的兴趣,这一点他和许多律师不一样。当时他对中国的兴趣始于对中国哲学的不切实际的好奇。就像他哥哥,中文也讲得很流利,懂得气功和其他武术,他哥哥从事武术方面的事业到现在已经有35年了。当被问及他本人是否也练气功,柯恒先生回答说它研究过气功,早年也曾尝试过武术,但如今对骑自行车更感兴趣。而当被问及将来结束目前的职位后的职业前景时,柯恒先生说也许他的未来还会在中国,他说他在中国有很多朋友。关于目前的职责,他说:“我差不多有两个老板。我为大使和John Dudas为首的美国专利商标局工作。Dudas先生把我的任期总共延长了三年。我在中国的任期原来是两年,所以我还有约两年半的任期。”“这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压力很大,但也有很多乐趣。”他补充说,“两年半以后,我不知道,也许他们会要求我再工作一年”。
  柯恒先生澄清说美国专利商标局在日内瓦有一个代表,该代表从事与世界贸易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其他联合国组织有关的工作。同时他解释说也许在他之后美国专利商标局还会在海外派驻四五个专员。尽管目前在美国专利商标局有人提议派遣其他人到其他国家去,但具体是哪些国家和他们的工作结构尚待讨论和决定。
  柯恒先生还提到说在中国还有其他国家的知识产权代表。他提到了法国使馆和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在中国的代表。“很明显,每个使馆都有人负责知识产权。” 柯恒先生说。
  柯恒先生解释到,除了来自(美国)对外商业服务机构和其他(美国)政府机构的官员有一些知识产权方面的责任外,来自(美国)国务院的人也处理知识产权事务。现任(美国)国务院官员以前是个商标律师。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职务是由(美国)驻外事务处的官员来担任的,因为要从一个全面的外交关系的角度来处理知识产权问题,而不是单纯从技术方面。
  1、柯恒先生,请您描述一下您目前的职务好吗?
  我来自美国专利商标局,根本上说是被借到使馆或是借到(美国)国务院。中国政府的同僚把这种安排称作“借调”--他们告诉我,这是个恰当的表达方式。
  2、作为在美国驻华使馆工作的美国专利商标局的专员,请您详细阐述一下您的使命、作用和活动。
  我只是一个人。我极其忙碌,中国同事们今年也一直极其忙碌。所以对我而言,不变的挑战就是明确我的首要工作是什么,如何才能达到这些目标。这实际上是个每天都在变化的问题。我和不同的人在一起做很多事。我具备很多功能--“多功能”。
  我在使馆里做相当多的工作。例如,我和使馆的农业部门关系很好。我们曾经去过中国农业部讨论保护植物多样化或农产品的商标问题。我们一直在给美国从事农业工作的企业提供建议。
  因为在(美国驻华)使馆有一个联邦调查局的办公室和一个海关办公室,所以有时候我们要一起讨论知识产权的刑事执法、跨国执行:或是真实的案例,或是关于如何在知识产权的刑事执法领域与中国合作。
  我也和使馆的商务服务部门就贸易问题一起工作。企业家带着各种各样的疑难问题而来,我要了解他们是否真的遇到了难题,他们是否已经采用了中国模式(来解决问题),他们还应该采取哪些额外的步骤。
  然后,我做培训和接触媒体的工作。
  我还帮助来自华盛顿的访问代表团,他们也到中国来讨论和开会。我在中国和其他地方也做支持华盛顿的努力。例如,今年我在日内瓦世界贸易组织的TRIPs理事会上就曾为中国的跨国复审机制而努力。我总是尽力根据我在这里看到的正在发生的事情为华盛顿提供建议。
  我的部份工作是起到桥梁的作用。我帮助在中美政府官员之间建立联系,加深共同理解。
  我也和中国的公有制经济组织打交道--了解他们的兴趣、关注的事务,他们如何理解中国或美国制度,他们面临的挑战的性质。
  不论我们提供何种帮助或者我们履行何种义务都是(与我们的工作)相关,而且是富有成效的。
  有很多问题和挑战。有相对来说早已存在的问题,如假冒和盗版。还有刚刚浮出水面的新问题,如网络盗版;新技术挑战,如涉及到专利、生物技术专利、生物体基因修改、或商业方法专利的新技术。
  其他浮现出来的问题包括:影响私人持有专利的标准的设定,还有标准设定和反垄断法、专利滥用和错用之间的关系。中国日益关注这些问题, 如私有的权利所有人组织和集体管理组织的作用、调查公司的作用、新的知识产权刑事司法解释、中美双边或通过类似国际刑警组织或世界海关组织的对知识产权犯罪的跨国合作。
  每天都有事要做。
  3、您和中国政府的合作怎么样?
  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我和中国政府机构的合作非常好,这当然是指国家方面的合作,尤其是在北京的国家级知识产权政府官员,如专利局、商标局和版权局。
  当然,每个人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包括中国人:有时中央和地方的态度有差别。因为国家政策并不总是能够被地方执行,所以我的另一部分责任就是理解地方面临的挑战。地方保护主义或地方行政保护主义仍然是一种挑战。
  4、大多数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都关心知识产权保护。您给他们提些建议好吗?
  我想说:首先,你到中国来的时候应该有一套类似你打算如何保护和经营你的知识产权资产的战略,而且显然商业战略应该因企业、权利和甚至你在中国的经营地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你提供的保护知识产权的金钱数量不同,(知识产权保护战略也不同)。没有人拥有用之不竭的资金来保护知识产权,因此你必须用最少的费用得到最佳的效果。
  有些方法花费很少而且大多数公司都应该去做:例如和雇员签订保密协议。这并不需要在什么地方审请什么,只需要由一个好的、正当的、有法律执行力的协议和内部管理。对机密信息采取保密措施应该是每一个公司的基本商业惯例和人力资源/劳动力资源惯例。
  外观设计专利相对来讲价格不高,对某些领域有用。和其他专利相比较,对外观设计专利来说,使用行政和海关执法来保护更容易。大多数企业要求要正确地注册中、英文商标,在相关产品种类上正确地注册标识等。作为全球专利执行战略的一部分,在更高技术领域,尤其有必要申请发明专利,这对容易被逆向工程复制的重要技术来说特别重要。当然,这类专利更难得到授权和实施。
  考虑了需要保护什么权利后,企业还需要关注(知识产权的)实施战略。你会在中国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吗?在海外你的主要风险是什么,有哪些减少风险的措施?行政执法能起作用吗?在中国或海外你是否需要用民事或刑事救济措施?法院或行政机构的管辖权限是什么?例如,如果在商品交易会上发生了侵权行为,在交易会上是否有办公室专门调查此类行为并接受投诉?你是否需要通过外国海关程序保护你的产品?如果产品被假冒或盗版,目前你需要保护的关键市场是哪些?如果你关注的是国内市场,就需特别关注哪些市场拥有购买合法产品的潜在需求。未来的风险在哪里?对公共健康和安全是否存在威胁?是否因为跨越国界而难以搜集证据?如果民事和行政救济好像不起作用,是否刑事救济能更有效?是否假冒产品会被出口到现存市场?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什么海关救济措施可以采用?不同国家的相关执法机构是否能有效地合作?,每一种办法的费用、风险和好处是什么?
  下一步就是你是否已经使用在中国可以采用的救济措施,至少从我为(美国)政府工作的角度上说是这样。对于一家美国公司来说,如果那些救济措施都不奏效,希望你能告诉我。但是如果你还没有用这些救济措施,那在中国就没有什么我能帮忙的了。也许事情会牵扯到假冒产品出口到第三国(地区),如中东。在这种情况下,实施策略会涉及到不止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美国企业在中国有具体的或系统的问题,我们也许可以通过传媒和论坛向中国政府提出这些问题。
  总结一下,我认为企业必须制定策略,并通过策略的实施进行自我保护,最后才能够被判断是否有理由需要得到政府的帮助。
  5、作为美国专利商标局在美国驻华使馆的专员,您提到了网络侵权是您处理的刚刚浮出水面的问题之一。中国是世界上互联网使用者最多的国家,关于中国目前的网络侵权问题,请您描述一下您的工作。
  这个提问涉及到很多问题。第一个就是立法:我正在尽力鼓励中国以优先权为基础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互联网条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版权条约》及《表演者和录音制品条约》)。
  我们一直在和中国政府官员讨论互联网版权保护的培训项目,希望能帮助起草那些新规则,加速(中国加入互联网条约的)进程。
  有其他的协议和动议中国或许会考虑,如欧洲理事会《网络犯罪公约》,它是用于处理使用计算机网络跨国犯罪的合作问题,包括侵犯版权。我们正在努力鼓励中国执法机关在国际互联网版权犯罪问题上合作。
  我们关心与中国合作解决各种知识产权犯罪,包括版权视觉传媒盗版、互联网盗版、影响计算机系统的空间犯罪和假冒产品交易。
  我们也需要致力于解决救济措施问题。法院已经出台了两个在互联网上保护版权的司法解释。广泛的政府部门卷入了互联网版权保护,包括国家版权局、国务院文化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商务部,甚至海关。
  6、在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2004年12月发布的《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司法解释)中,您认为有哪些积极的改变?
  好消息是门槛降低了。这些门槛本来可以降得更低,而且很多人会说根本就不需要任何门槛。
  另一个好消息是他们尽力想处理网络问题。
  该司法解释还减少了企业责任和个人责任之间的区别,澄清了何为商标法中的侵犯相同的商标,并拓宽了侵权行为的范围,将出口贸易、分销商和运输人包括进去。
  在计算达到(刑事处罚的)门槛的问题上,总的说来该司法解释也指出了一个更灵活的方式。
  然而,还有一些挑战。例如,法院应该澄清对录音制品和出口贸易的申请(刑事保护的)门槛。应该减少个人责任和企业责任的区别。申请刑事保护的门槛的估价标准太难达到,而且估价标准是建立在侵权者保存的纪录的基础上。对重复性的行政违法、驰名商标和危害公共健康和安全的产品,该司法解释取消了已经降低的门槛。这些是刑事诉讼和定罪应该推动的有一定社会关注度的领域。
  中国涉及版权的刑法需要修改,以便处理没有利润动机侵犯版权的问题。特别应该接受更多的涉及版权的刑事案件,调配适当的资源来支持这种努力。对于由行政机关移送到刑事司法部门的案件需要逐步形成适当的标准,包括由公安部起诉的案件的标准,或是公安部和海关调查进出口知识产权侵权货物的联合程序。需要澄清民事和刑事体系的关系。
  中国正在处理这些问题中的一些。当然,不管是国外的、本地的、还是国有的利益被卷入到非法行动之中,需要代表本国的和外国的权利所有人,对所有的嫌疑人平等执法。
  7、中国政府将2005年定为他们的“知识产权专项整治年”,对此您的感想如何?
  中国官员有时感到灰心丧气,因为他们认为外国人不理解中国所有的(提高)公众意识的努力。尤其是在过去的一年里,已经有了很多这样的努力。当然我看到了他们的努力,但是因为我只是读了一些关于政府正在努力的文章,所以我还不了解所有的情况。例如,我知道有个关于专利的电视节目“知识财富”,我听说这个节目在20个省播出,但是我在家里收不到这个节目。
  这些做法都是好的,然而,仅仅依靠公众意识本身并不会改变社会行为。
  看一下统计数据和自(2004年)9月以来发表的关于知识产权保护行动头6个月的文章,你会发现总的说来,数据显示出在2004年一年执法水平有所提高。除了行政案件数量以外,还有一些重要迹象,如由国家行政机关移送至刑事起诉的移送案件数量。然而移送案件的数量在行政案件中所占比率仍然很低。关于刑事执法,中国同事告诉我说因为进行调查、起诉和对知识产权侵权人定罪需要必要的时间,所以看总的数据还太早。
  然而,因为数据也不一致,所以很难归纳。一个省可能有高水平的版权执法,低水平的商标执法和中等水平的专利执法。在一些实例中也许有更多的对外国人执法的案件,而在另一些实例中,则此类案件更少。在这一点上,我很难勾画出一个总的图画来描述全国范围内的知识产权专项整治年和它在改变社会行为上的全部效果。
  8、您认为在中国以外,人们是如何看待这些(提高)公众意识的努力?
  我个人认为在侵权行为减少和只做提高公众意识的节目之间并没有绝对的联系。事实上,理论上在某些方面你可以使事情更糟,例如如果你播放提高公共意识的节目有时反倒会教会一些人如何侵权并将自己的法律责任减到最少。
  多数人认为必须有持续的、水平不断提高的执行行动来使这个活动与众不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该执行应该是持久的、有预见性的。
  我从最坏的角度说,公众意识和培训项目会教育狡诈的人如何变得更狡诈。不幸的是在中国已经有一些这样的例子。当研究知识产权的最主要的学者的书被侵权时我开始关注这个问题。郑成思和他的同事的书去年被侵权并被放到网上。这是他第二次遇到这种情况。那些了解知识产权的人参与知识产权侵权,而他们应该对知识产权了解得更多。
  还有其他的例子:(有一期)《知识产权报》的第一版就有一篇文章是关于该报被侵权的报道--有一个论述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法官的作品被侵权。
  如果你看一下统计数据,就会发现一个让人头痛的相关性:广东省的商标专利的申请量居全国之首的情况已经持续了十年。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广东人对知识产权了解最多。然而,当许多人想到知识产权问题最多的省份时,还是会想到广东省。这也许只是因为广东更发达,出口货物又那么多。然而,之前7可以论证的广东对知识产权了解最多的事实是个令人烦恼的迹象。
  我还看过新闻报道暗示说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要比没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更有可能购买盗版介质--这或许是因为(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相比)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是文化产品的更大的消费者,或者他们有更多的可支配的资金。即便如此,他们也应该更了解(知识产权)。
  公众意识会有多大的帮助呢?拿一个发达世界中的普通人为例,她/他会了解知识产权的什么呢?纽约的普通警察对假冒了解多少?焦点在年长人的身上,还是在年轻人的身上?是在消费者身上,还是在知识产权专业人士的身上?在媒体身上,还是在读者身上?有多少次媒体本身把假冒和盗版混为一谈? 在有些情况下,提高公众意识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公开诉讼。
  对我而言,在中国观察媒体在增强公众知识产权意识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个令人着迷的、值得专门关注的问题。这种做法仅仅是整体战略的一部分,它本身也许并不能改变社会行为。而且,我认为你不能期待普通人对知识产权理论问题达到非常复杂的理解程度。
  提高公众意识是好的。但是法律毕竟是法律。知识产权保护不是单纯一年的努力。
  中国经济充满活力、回应强列。当人们知道有些行为是被禁止的,而且(做这些事)会有后果,如果这些规定能始终如一的、有预见性的得到执行,我相信,很快就会起作用。
  9、您认为在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主要挑战是什么,是立法还是执法?
  如果中国能完全地、公平地执行书本里的现行法律,现在这里就会是完全不同的情况。(中国的)许多法律是相当好的。
  目前的最大挑战就是执法。并不是说执法是唯一的问题,还有些成文法、立法方面的挑战。在知识产权问题的处理方法上还有体制的挑战。
  执法问题的挑战也许是最明显也是讨论得最多的:假冒和盗版、民事执法、刑事执法、行政执法;尤其是更有威慑力的刑事执法,更有威慑力并更透明的行政执法,甚至是更有威慑力的民事执法。
  我认为在美国,就像在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一样,我们的制度压倒一切地依赖民事措施。从统计上讲,中国的体制压倒一切地依靠行政措施;值得注意的是行政案件比民事案件要多。
  对于谈论较少的立法方面的挑战,互联网版权保护也许是立法领域中最重要的挑战。中国正在朝这方面努力,但是一些互联网领域的挑战依旧: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互联网条约;修改刑法来适应互联网版权盗版的挑战;理顺体制结构,以便使相关政府部门职责明确地保护互联网版权
  如果你超越了体制上的立法挑战,你就会说有些其他的措施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有帮助。我就没有必要谈论TRIPs的要求了。
  例如这样做会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有益:有一批由国家支付薪金的专门处理知识产权事务的警察;把公安部的社会秩序部门和经济犯罪调查部门合二为一,成立一个专门的部门。
  在中国,法院里的法官都是由地方支付薪水这一事实无助于消除地方保护主义。案件是在省级高等法院审理,极少能在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这一事实也加大了地方的影响力。
  增加行政决策,尤其是行政执法的透明度也会有帮助,例如为知识产权权利所有人提供相应的行政决策。
  我认为在类似刑事执法方面的问题上,更好的理解和反馈法律、法规中知识产权问题中刑事程序的作用也会有帮助。知识产权犯罪不像其他类型的犯罪。它存在民事救济,而且会涉及到权利所有人。经常是受害者甚至不知道权利受到侵害。因此刑事程序的作用是从事民事程序不能处理的领域。即使可以用民事救济也必须用刑事救济的情况需要进一步详细阐述。
  还因为中国有一套由三条轨道组成的体系,这三条轨道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什么情况下“移送”--把案件从行政案件转化为刑事案件;什么情况下“自诉”--自己起诉一个刑事案件;什么情况下“附带”--因刑事案件而得到民事赔偿;什么情况下民事案件可以被转化为刑事案件。这一切使这三条轨道甚至更为复杂。
  因为美国只有民事和刑事体制,所以美国的体系简单些,这两个体制之间的关系也更重要。
  美国尽力通过以下方式来减少地方影响,如在专利案件中,(当事人)有权直接向国家法院--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联邦上诉巡回法院起诉。仲裁机构也受到定义清晰的行政程序、公开提供的专利商标审查指南和有向独立法官申诉权的限制。通过国家审判一致的努力来最小化地方在审判实践中的不一致。全国范围内的检察官在美国司法部计算机犯罪和知识产权部门的领导下一同工作。中国可以考虑采用上述这些模式来改变中国的情况。
  至于在中国的执法挑战,代表外国人的版权行政案件非常之少,大约160件左右,但事实上应该更多。按照法院(的说法),代表外国人的民事案件非常少,或许在所有专利民事案件中占到3%到5%。
  人们不得不思索一下原因。也许部分原因是你怎样界定外国人;也许部分原因是外国人不想使用这种机制;也许部分原因是地方上并不关心,或是不熟悉外国人可能会面临的难题。
  你还会发现面临技术挑战的时候,中国的行政机制相对较弱。人们有这种感觉:一个偏远省份的专利行政人员在判断复杂技术是否侵权的时候很有可能会遇到困难。但是对于行政官员来说,外观设计专利商标就容易处理得多了。
  最后是部门间的协调问题。行政机构把案件移送刑事起诉吗?移送案件的比率极低,这有助于解释低水平的社会威慑力。是否行政机构搜集的证据适用于刑事或民事司法机关?违反行政法规的惯犯在刑法上是否更容易被认定有罪或是被逮捕?行政裁定是否会被用来证明在民事和刑事案件中存在故意或是(确定)损害的范围?
  10、在前面的谈话中,您提到了中国司法解释和法源丰富。您认为是否这种情况就是造成在中国的外国企业感觉(中国法律)混乱的根源呢?
  中国有很多法源,有全国人大的立法、国务院法律事务办公室的法规、政府部门的部门规章、法院或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或许还有联合颁布的或单独颁布的部门法令,(确定)逮捕和知识产权犯罪定罪的标准等,还有各种各样的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文件,如讲话、共产党政策文件等。
  对中国的所有地方法律、法规人们都有疑问:谁能解释这些地方法律、法规?这些解释的管理机关是哪里?
  最后,还有三条轨道的体系问题。人们有时从体系的一个角度来看问题,而且关注是否会对另一个领域有影响,也许会有影响、也许没有。
  例如,如果中国刚刚颁布一个关于互联网版权的行政规章,许多贸易协会和权利所有人协会就想知道:是否行政规章要求X、Y、Z,是否这意味着我目前的行政案件将必须遵从X、Y、Z的程序,或者是否我的案件在法院应该用这个程序来解决?如果涉及到刑事案件呢?是否刑事法院会按照民事程序补偿我并按照行政程序阻止非法行为?每个政府机构的管辖权范围是什么?哪个政府机构能帮助处理影响我海外生意的诉讼?
  这是个挑战。一些知识产权法律生来就复杂,但是如果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能更协调,人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真正知道在特定的时候什么法律有效,法律就有用了。
  在中国有语言障碍的难题,尤其是对于外国人来说。所以外国人也许不知道存在相关的法律或程序。有时法律被误译,(法律)程序也被误解。
  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一家美国公司让一队纽约律师代表它去进行行政诉讼,这样做费用不匪,能得到的救济却有限。如果那些(法律)程序能用英语或者一种人们容易理解的外语提供,以便外国人知道这些程序的存在并了解这些程序的局限,(这样)中国政府机构就能帮助自己(做工作)。
  广交会有两个举办地,一年举办两次。大概有20或25个人在会上受理版权专利商标行政诉讼。那是一个相当大的专业化的知识产权执法团队。每一年这个团队大概会收到许多投诉。投诉者要填写一页的表格来投诉,而且(表格)都是用中文写的。如果一个美国人或者外国人在商品交易会上发现侵权产品,而且他们不了解这套体系,他们会认为没有救济措施。在投诉结束后,更进一步的关键问题依然存在:我能用这些证据进行民事或刑事诉讼吗?在阻止违法行为上,投诉会有多大作用?
  11、在您前面提到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04年12月发布的《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司法解释)中,您认为在哪些方面还需要改进?
  有成文法的问题。知识产权刑事法律(《商标法》)要求“相同的商标”,关于这一点你能提供一些解释,但最终法律就是那么表达的。
  涉及版权的刑事法律要求利润,所以你也许可以尽力找到那些代理人,通过计算售出光盘的数量或者网站的广告收入来计算利润,但是事实是知识产权犯罪不应该通过取得了多少利润来判断,而是造成了多大的损失。中国政府知道这将是个问题,因为涉及商业秘密的刑法的门槛就是基于对权利所有人造成的损害。
  现在对于从事版权这样有价值的工作的人来说有太多的潜在的含糊不清的问题。就像一部电影或一个软件的发行前的版本,人们把它放到网上,因为人们喜欢那样做,而且他们相信软件应该是免费的,这在中国国内和国外引起了巨大的损失并造成人们逃避责任。这恰恰就是一种应该通过立法变化来处理的(令人)无法接受的情况。
  我和许多中国同事一样,认为企业和个人承担法律责任的区别是有历史原因的,当时中国的私企数量极少,这种区别实际上应该被废止,不应当允许人们用空壳公司来减少或逃避责任。
  不能在司法解释中提出所有这些(问题)。
  但是,即使是为了让司法解释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你必须把司法解释看作是全部犯罪过程的一部分。过度关注司法解释意味着只考虑有罪判决和在有限的范围内判刑。
  人们还需要关注立案的标准,或者从行政机关移送案件的标准。而且,也许中国愿意提供详细的审判指南,即基于以下几点所做的审判指南:所造成的损害、所造成的损失、或是如果有(民事赔偿)的话民事赔偿的数量、是否已经认罪、是否惯犯等。
  中国的刑事程序与美国和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刑事程序大不相同,整个程序应该像一个整体来运作。这个程序要想完美地工作,需要更好地执行、更多的财力的行政许诺以及政府的一些重组。
  中国的民事特别法院经验丰富。刑事程序中的问题在于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是由基层法院审理的,中级法院审理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所以它是这样一个结构,中国在过去的十年里把所有的专门知识投资给了办理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中级法院和更高级别的法院,而基层法院并没有上述的专业知识。换句话说,民事法官没有刑事法官所具有的对刑事程序的理解。
  根据许多国家的经验,尤其是美国,我认为了解民事(案件的)情况对(提高)刑事判决的质量确实有帮助。
  12、虽然立法机构已经得到了改进,但盗版产品还是继续泛滥。请您评论一下在中国不断增长的盗版产品的问题。
  电影、光盘或软件的版权盗版问题有与之相关的其他重要原因。市场准入,或是缺乏合法的进入市场的渠道影响了提供盗版内容(产品)的数量。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缺少可利用的合法内容,或是拖延授权(提供)合法内容的时间。
  如果只有14部美国电影获准在中国电影院上映,那么当然,当无法获得电影(放映权)的时候,这些电影的盗版光盘就会出现在友谊商店门外的街道上,而且那些在互联网时代和全球化背景下的市场控制措施并不能满足中国人控制内容的兴趣。缺少合法的内容加重了执法体系的负担。
  当然,挑战的另一部分来自互联网。尤其是目前在中国对互联网版权保护的滞后的、相对虚弱的立法环境下,更大容量的宽带的渗透和互联网使用者数量的增加,意味着盗版内容有更大的入口。
  问题的另一方面还是成本。美国工业正在对这个挑战作出回应。现在,时代华纳的DVD只卖20或28元人民币,价格非常低,这会引起风险,尤其会给这个地区带来平行进口的风险。
  13、美国学术界批评说对知识产权保护过度,有些知识产权被称为“修补匠”的权利,对于这种趋势您的反应是什么?
  因为人们希望免费得到东西,所以人们想要修补的权利。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人不愿意免费地享用一切,至少对他们来说是这样。不幸的是,知识产权意味着你不能总是免费享用。有合理使用,但是没有合理盗版。
  当然有些情况下市场可以做得更好。我最近参加了一个有翻译法律文本的翻译参加的会议。他们都在抱怨说他们想保护版权,但是他们有时不知道如何轻而易举地找到作者和出版商。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流逝最终市场会对此类挑战作出回应。
  但是并没有人权义务(要求)在互联网上提供免费内容。我们必须提醒人们:人权义务有着清楚的定义,就是保护发明者、作者和艺术家的创造性作品,保护手段也应加强。这项义务可以追溯到《世界人权宣言》和《美国宪法》。为了加速科技进步,美国国会被特别要求立法以 “保护”受美国宪法保护的版权专利权。以往道学上的知识产权保护过度经常成为执法不力的借口。总的说来,美国的经验就是改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对创建整个新工业和鼓励美国现存研发和版权领域的创新都有帮助。
  从根本上说,知识产权是一项私权。因为无形,所以完全依赖法治。一些美国学者认为在互联网上的一切都应该免费。教授们当然愿意让他们的思想得到广泛传播,然而,他们的出版商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这种争论是与现实有很大区别的。当争论被带到中国,“免费”内容的概念让人联想起了中国人人都有“铁饭碗”的时候,或是按需分配的社会主义学说,南斯拉夫人把这叫做“相等的胃”。
  如果你是个权利所有人或是你真的相信自由市场,你对知识产权的看法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对于一个希望拥有免费教科书、免费音乐、免费电影、免费上学、免费住宿,或是其他什么的学生来说,我差不多可以理解他们乌托邦的观点。但是当他们自己开始写那些书,自己开始创作艺术作品,他们的观点也许会发生很戏剧性的变化。
  14、随着中国成长为世界的表演者,而不仅仅是世界工厂,您的认为中国有什么影响力?
  中国是个非常有挑战性的地方。在这里的人都知道近三年中国的版权局是世界上最活跃的办公室。对于外观设计专利纪录来说,中国专利局也已经变成世界上最活跃的。如果包括行政诉讼,中国或许是世界上爱打知识产权官司的社会。中国也在逐渐成为知识产权权利所有人的社会。
  事实上,除了突出的盗版和假冒问题外,一些中国人感知到的与知识产权相关的货物的贸易不平等已经戏剧性的转移到了美国一边。
  张艺谋通过他在美国上映的电影〈〈英雄〉〉已经有5千万美元的收入。2003年,中国整个动作片产业在剧院上映的影片要比该电影的收入还少得多,这极其不公平。即使不看贸易赤字或是TRIPs协议,你也不得不承认这种情况是不公平的。
  中国制片人应该能在美国赚钱。然而,美国制片人也应该能在中国赚到钱。双方的市场应该互相开放。只要双方的、各大洲的人都得到公正、公平的对待,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存在一个中国权利所有人的共同体是个积极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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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正在修订中的《专利法》四修,拟将恶意侵权专利赔偿额度从原有的最高三倍上限调整到最高五倍,五倍赔偿已经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的赔偿额度,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没有考虑过
合理,打击侵权,确有必要
不合理,赔偿过高,国际上并无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