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盗版者与数字图书馆的区别——“书生公司”侵犯版权一案评析

总第9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研究员 郭兴业博士发表,[著作权]文章

  编者按:2004年4月,中国著名知识产权专家郑成思等7位知识产权学者诉北京书生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书生公司”)侵犯著作权。原告认为“书生公司”在其建立并管理的“书生之家数字图书馆”网站上未经授权使用了他们的多部作品,侵犯了其著作权。在一审法院作出侵权认定的判决后,被告“书生公司”不服判决,随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又经半年审理,于2005年6月10日作出驳回上诉、全面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此案在中国相关领域广受关注,不仅是因为出现了知识产权专家被迫要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知识产权的尴尬现象,更重要的是此案再次提出如何界定“网络内容提供者与数字图书馆”的问题。当然,两审法院的相同判定在一定程度上应该说也代表了中国法律的评判取向。以下是来自知识产权学者郭兴业就此案例的评析文章,供海内外关注此类问题的读者争鸣、参考。


  今年6月1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郑成思等七位法律教授诉书生公司侵犯版权一案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书生公司上诉,维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2004年12月20日作出的一审判决。这样,一年多来人们关注的郑成思等7专家诉书生公司一案终于落下了帷幕。
  根据一审判决,书生公司经营的“书生之家数字图书馆”构成对郑成思等七位法律教授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犯,应当停止侵权,公开向作者道歉,赔偿损失,承担全部诉讼费和律师费等。
  笔者认为,这份作为基础判决的一审判决书无论从法理还是司法实践角度看,都是一份保护知识产权,制止盗版的好教材。它划清了“公益数字图书馆”与“营利数字公司”的界线,也批驳了关于“在网络环境下《著作权法》已经过时”、“侵权也是一种全新的授权方式”等观点,,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这个判决实际是为规范网络行业的经营及中国的知识产权普法建设所做的努力。
  郑成思等七位知识产权学者诉北京书生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侵犯版权诉称,“书生公司”在其建立并管理的“书生之家数字图书馆”网站(www.21dmedia.com)上,未经授权使用了七位原告的多部作品,侵犯了原告的版权。具体说,本案被告在自己的一个万维网站上向社会公众提供他人版权作品,同时又具备某些与传统图书馆类似的功能特征(如选择、收集并按一定规律存放了包括他人版权作品在内的大量信息、允许公众检索并获取这些信息),那么,这样的公司究竟是网络内容提供者还是数字图书馆?
  网络内容提供者与数字图书馆都是随着数字技术的应用特别是互联网络的快速发展而出现的,它们与作品的创作特别是作品的传播有广泛而密切的联系,而版权则是以作品为保护客体的“私权”,因此以版权法理为标准对此二者进行界定,不仅是解决相关案件的基础,也是数字时代不可回避的课题之一。
  一、区别与联系
  网络内容提供者,是指选择并通过互联网络向公众提供信息的人。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其行为方式是首先收集、存储各种数字化信息,包括将传统形态的信息数字化和直接获取各种数字信息,然后将这些数字化信息上传到某个网站上(特定的网络服务器),供公众访问、获取。在这个过程中,对传统形态的信息进行数字化以及将数字化信息上传到特定的网络服务器上显然均属于复制行为;而上传到特定网络服务器上的信息可以被公众获取,因此已构成对被上传信息的传播。基于互联网络的技术特性,特定网站上的信息只要未被删除、更改,那么社会公众中的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登录该网站访问这些信息。这表明,一个网络内容提供者通过特定网站传播的同一信息可以被不特定的多数人同时访问。
  数字图书馆则是一个尚没有精确定义的概念。一方面,数字图书馆也是收集、存储各种数字化信息并通过互联网络向社会公众提供这些数字信息的主体,因而也可看作是一种网络内容提供者。但另一方面,既然称之为数字“图书馆”,就意味着它必须具有图书馆的某些必要特征。除了收集、保存大量信息并提供检索之外,传统图书馆最明显的特征之一是以“有限提供”的方式向社会公众传播信息,具体言之,特定图书馆的同一信息只允许特定少数的人或个别的人同时获取,或者说,同时从相同图书馆获取同一信息的人是有限的。
  不难看出,传统图书馆这种“有限提供”的信息传播模式与前述一般的网络内容提供者的信息传播模式有明显差别。例如,某图书馆收藏了十本由某作家创作的小说并全部提供借阅,那么,在同一个时间段,能够从这个图书馆借阅这本小说的读者最多只有十人,其传播规模非常有限;而如果将这部小说上传到某个网站上,即使禁止下载、打印,也可以有不特定的多数人能够同时在线阅读,其传播规模几乎可以认为是无限的。
  二、合理使用版权作品的常规途径
  版权作为“私权”中的知识产权,本质上属于专有权,就其中的经济权利而言,是指以作者为代表的版权人能够依法禁止任何非权利人未经授权许可也不支付报酬就复制、演绎、传播版权作品,以保证版权作品所产生的特定财产利益确定地由版权人专有,因此版权可以分为复制权、演绎权和传播权。
  当然,版权也是有限制的。各国版权法往往根据本国的国情,将特定情形下既不会与作品的正常利用相冲突也不会不合理地损害权利人合法利益的复制、演绎、传播行为作为例外,而不认定为侵害版权,表现为版权立法上明确规定的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的各种特定情形。版权法之所以规定出少数例外情形,一方面是出于公共政策的考虑,而另一方面则恰恰是因为这些被视为侵权例外的行为对版权财产利益的影响比较轻微甚至显著轻微。另需指出的是,合理使用与法定许可作为版权保护的例外性规则,只能限于法律明定的少数特定情形并须严格符合法定的特别条件,所以取得版权人的授权许可是利用版权作品的常规途径和主要方式。
  由于版权作品上的财产利益最终都只能在传播过程中实现,因此复制权、演绎权都以传播权为归宿。这表明,版权人对其作品传播规模的控制能力的大小直接决定了其财产利益的多少,或者说,非版权人对版权作品擅自传播的规模越大,版权人受到的损害就越严重。因此,为了实现版权的经济目的,即确保版权人能够得到其应得的经济回报,版权法对非版权人传播他人版权作品的行为控制得尤其严格。相应地,与复制权、演绎权相比,立法上对传播权的限制力度则较弱,限制范围也较小。在中国版权法中,除了“将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经发表的以汉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作品在国内出版发行”、“将已经发表的作品改成盲文出版” 以及“发行权一次用尽”等极个别情形外,任何非权利人在未经权利人许可和立法明示许可并支付报酬的情况下,擅自以任何方式大规模传播权利人的版权作品都构成侵权,应该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法律责任。
  三、“有限提供”是图书馆的必要特征
  至此不难看出,传统图书馆“有限提供”信息(版权作品)的方式,控制了作品的传播规模,有效避免了对版权的侵害,因而构成其能够合法地存在、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和必要条件。。 换句话说,在特定时间内只允许特定少数的人或个别的人同时获取同一信息(版权作品)的“有限提供”方式是图书馆在中国现行版权制度下所应具备的必要特征,数字“图书馆”既然冠以“图书馆”之名,自然也不应有任何例外。反过来说,只有那些能够有效地将信息(版权作品)的传播规模控制到版权法允许的范围内的网络内容提供者才有可能被认定为数字“图书馆”。如果一个网络内容提供者通过互联网络向公众提供他人的版权作品时,未采取“有限提供” 的方式,或者说,未能有效控制作品的传播规模,那么这个网络内容提供者复制、传播该作品的行为就必然构成对他人版权的侵害;进一步看,一个商业化运作的网络内容提供者,以营利为目的将他人版权作品上传到某个万维网网站,并通过互联网向公众传播,就必然是一种大规模传播,只要未经版权人授权许可,即足以认定其传播行为已构成侵犯版权
  回到“书生公司”一案来看,虽然在诉讼中“书生公司意图举证证明其对作品的使用范围、方式进行了必要的限制,如提出同时只能有三人阅览及只能以考屏的方式下载和保存等”,但北京海淀法院在审理中查明,“依09065号公证书的内容及本院现场勘验的事实,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特定的人可以通过下载‘书生阅读器’软件登录网站接触书生之家网站上的作品”,而且书生公司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在同一场合同一时间不能三人以上阅读,但不能证明其他读者在同一时间不同场合进行阅读的情况”,所以主审法院认定“(书生公司的)这些限制并未从实质上降低作品被任意使用的风险,亦未改变其未经著作权人许可而使用他人作品的行为性质”;另外,“经查,书生公司成立于2001年6月15日,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制作电子出版物、互联网信息服务等”。这些事实已足以证明书生公司绝非其自称的“数字图书馆”,而是典型的以营利为目的的网络内容提供者--正如法院判决书指出的:“书生公司无论在企业性质、经营方式、经营目的及对作者利益的影响上均与图书馆不同。故书生公司以其经营方式和限制措施作为否认侵权的理由,本院不予采信。”据此,法院判定,书生公司在未经原告作者许可的情况下,在互联网上向公众提供原告享有著作权的作品,以非法方式造成作品网络传播的事实,违背著作权人的意志,构成对原告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犯,应当停止侵权并公开向原告致歉,对其侵权行为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害亦应予以赔偿。
  四、总结
  毋庸置疑,新技术在带来方便和商机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法律问题。早在1999年,就发生过著名作家王蒙与某通讯技术有限公司版权纠纷案。虽然当时法律对网站上载作品没有具体规范,但法院仍然判决网络经营商败诉。至2000年版权法修订时,立法者考虑到新技术发展情况,在法律中增加了一项“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简单说就是,法律赋予作者对其作品是否上网传播的控制权。亦即使用他人有版权作品,不经许可,不付报酬,无论传统市场还是网络市场,均属侵犯版权
  在中国,传统图书馆历来被认为具有公益性,这与其“有限提供”的传播方式共同构成“豁免”图书馆侵权的原因。但应注意,许多其他国家的版权法中还为作者等版权人设定了针对公益性图书馆的“公共借阅权(Public Lending Right)”。这在一定意义上也说明中国的版权保护水平并未“超高”。
  最后,笔者希望以主审法官在该案判决书中一段精彩且精练的评论作为本文的结束语:“互联网为作品传播提供了更广阔更便利的空间,相应也给作品的使用提供了便利和自由,但这种便利和自由并不意味着没有限制,而仍需遵循法律、尊重他人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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