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对中国专利侵权审判的影响

总第46期 文/尹新天 北京万慧达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高级顾问发表,[专利]文章

  一、引言
  通观世界各国的《专利法》,可以发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关于授予专利权的规定较为详细,关于保护专利权的规定则较为原则。这并非是由于前者更为重要,而是因为:第一,授予专利权的条件和程序是专利制度特有的,只能由专利法予以规定,而认定侵犯专利权行为的条件和程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不一定需要在专利法中作专门规定;第二,认定侵犯专利权的规则和标准涉及许多复杂问题,各国都感到难以用简单的法律条文清楚地作出规定。该特点导致在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时,如果仅仅依靠专利法中的有关规定,就会遇到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在我国,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要途径是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相关司法解释,用于指导各级法院的专利审判工作。1984年制定专利法后,该院于1985年2月发出了《关于开展专利审判工作的通知》;1992年第一次修改专利法后,该院于1992年12月发布了《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2000年第二次修改专利法后,该法院于2001年6月发布了《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2008年第三次修改专利法后,该法院于2009年12月发布了《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些规定都是经审判实践证明非有不可的,实际上起到了补充和细化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中有关规定的作用,对保障我国专利制度的正常运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比较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专利的几个司法解释,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国司法审判机构对专利制度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审判水平有了长足进步,这是我国知识产权工作水平逐渐提高的重要标志。

  二、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司法解释的一些重要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公布的司法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共有20条规定,大致可以分为4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1~7条,涉及确定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权保护范围以及侵权认定的有关规则;第二部分为第8~11条,涉及确定外观设计专利权保护范围以及侵权认定的有关规则;第三部分为第12~18条,涉及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的一些具体规则;第四部分为第19条和第20条,涉及施行该司法解释的过渡办法以及该司法解释与先前司法解释之间的关系。
  1. 权利人可以自行选择其主张权利所依据的权利要求
  一份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权利要求书包括至少一项独立权利要求,通常也包括若干项从属权利要求。专利法第59条第1款规定“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然而却没有明确应当以哪一项权利要求为准。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既然独立权利要求确定了最大的保护范围,权利人主张其权利时当然应以独立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有人甚至认为只能以独立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
  司法解释第1条澄清了这一问题,明确规定权利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选择以哪一项权利要求为基础来主张其权利,可以是独立权利要求,也可以是从属权利要求;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权利人还可以变更其主张的权利要求。
  上述规定对权利人依法获得保护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我国专利制度没有设立授予专利权之后的订正程序,专利文件一经授予通常就没有修改调整的余地。实践中,权利人经常发现其独立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过大,其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有可能不具备新颖性或者创造性,存在被请求宣告无效的风险。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硬性地规定权利人只能以独立权利要求为准主张权利,就会使其处于两难境地:如果不提出专利侵权指控,则不能制止侵犯其专利权的行为,无法体现获得专利权的价值;如果提出专利侵权指控,又明知独立权利要求存在瑕疵,依据该权利要求主张权利会带来麻烦。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权利人获得了酌情作出选择的余地。权利人选择从属权利要求,实际上是在自觉地缩小其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做法,应当受到鼓励而不是限制。
  2. 解释权利要求的规则
  专利法第59条第1款规定:“说明书及其附图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内容”。应当指出的是,上述规定并非穷举,除了专利说明书及其附图之外,还可以包括其他有关证据。从类型上看,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证据有内部证据和外部证据之分:前者包括说明书、说明书附图、权利要求书中的相关权利要求、专利申请档案等;后者包括辞典、工具书、教科书、有关公知常识等。在某些情况下,采用不同的证据对权利要求的内容进行解释,所确定的专利权保护范围的大小会有所不同。由此产生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当涉及两种类型的证据时,如果解释结果不尽一致,应当优先考虑哪种证据?
  司法解释第3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于权利要求,可以运用说明书及附图、权利要求书中的相关权利要求、专利审查档案进行解释。说明书对权利要求用语有特别界定的,从其特别界定。以上述方法仍不能明确权利要求含义的,可以结合工具书、教科书等公知文献以及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通常理解进行解释。”
  该条规定回答了上述问题,明确表明了内部证据应当受到优先考虑的立场,这符合专利制度的本质特点,对规范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的审理具有重要影响。
  3. 对适用等同原则的必要限制
  等同原则有利于维护权利人的正当利益,对专利制度的正常运作具有重要意义,为世界各国所普遍采用。在建立专利制度的初期,我国法院就在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的审理中引入了“等同原则”,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认同。
  然而,为了合理平衡权利人和公众的利益,等同原则的适用也需要受到必要的规制。对此,司法解释规定了三种规制措施。
  (1)全部技术特征原则
  适用等同原则,首先需要明确一个重要问题,即所谓“等同”是指各对应技术特征之间的等同,还是指被控侵权的技术方案和专利技术方案之间的等同。若是采用后者,则会导致对是否构成等同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为忽略权利要求中记载的某些技术特征,将其视为“非必要”或者“多余”的技术特征开启了绿灯,不利于维护公众的合法权益。
  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作出的一份再审判决指出:“首先,应当认为凡是专利权人写入独立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都是必要技术特征,都不应当被忽略,而均应纳入技术特征比较之列。本院不赞成轻率地借鉴适用所谓的‘多余指定原则’。其次,权利要求书的作用是确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即通过向公众表明构成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的全部技术特征,使公众能够清楚地知道实施何种技术会侵犯专利权,从而一方面为专利权人提供有效合理的保护,另一方面确保公众享有实施其他技术的自由。只有对权利要求书所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给予全面、充分的尊重,社会公众才不会因权利要求内容不可预见的变动而无所适从,从而保障法律权力的确定性,从根本上保证专利制度的正常运作和价值实现。”
  司法解释第7条第1款规定:“人民法院判定被诉侵权技术方案是否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应当审查权利人主张的权利要求所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包含与权利要求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相同或者等同的技术特征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被诉侵权技术方案的技术特征与权利要求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相比,缺少权利要求记载的一个以上的技术特征,或者有一个以上技术特征不相同也不等同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没有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这一规定不仅将上述判决表明的立场提高到司法解释的高度,而且扩大了其适用范围,表明不仅不允许忽略独立权利要求中记载的技术特征,当权利人以从属权利要求为基础主张其权利时也不允许忽略从属权利要求中记载的技术特征。
  (2)禁止反悔原则
  司法解释第6条规定:“专利申请人、专利权人在专利授权或者无效宣告程序中,通过对权利要求、说明书的修改或者意见陈述而放弃的技术方案,权利人在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中又将其纳入专利权保护范围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一规定就是人们平时所说的“禁止反悔原则”。
  需要注意适用该规定的条件,也就是其排除的是权利人在专利授权过程中以及无效宣告程序中已经放弃、随后又想重新纳入保护范围的技术方案,这表明该技术方案原本不在权利要求的文字所表达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禁止反悔原则的主要作用在于对等同原则的适用进行必要限制,一般不会对相同侵权的认定产生影响。
  (3)捐献原则
  司法解释第7条规定:“对于仅在说明书或者附图中描述而在权利要求中未记载的技术方案,权利人在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中将其纳入专利权保护范围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一规定的内涵在美国被称为“捐献原则”。
  该原则的出台背景是与等同原则相关的一个争议,即等同原则是否应当仅仅用于将那些权利人在申请专利时已经预见到的实现其发明构思的实施方案纳入其保护范围?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认为,如果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对等同原则的限制就会过于严厉,因而是不合理的。捐献原则只是“可预见原则”的一种特殊情况,即权利人已经将后来产生争议的实现发明构思的某种实施方案写入其专利说明书,从而自己提供了该实施方案在撰写申请文件时已确确实实被专利权人预见到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权利人确实想对该种实施方案获得专利保护,将该实施方案纳入其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不存在任何不可逾越的障碍。权利人没有这样做的原因不外乎有两种:一种是疏忽大意,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提出这种解释理由难以令人信服;另一种是权利人试图采用一种策略,也就是在说明书中充分披露各种实施方案,却提出保护范围相对狭小的权利要求,以便更为容易地获得专利权,待获权之后再徐图扩展其保护范围。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认为,无论是哪一种原因,权利人都难辞其咎,因此采用捐献原则是合理的,也就是视为权利人已经将此实施方案无偿捐献给公众。
  司法解释第7条的规定表明最高人民法院采取了与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基本相同的立场。
  4. 产品制造方法的延伸保护范围
  对产品制造方法专利权而言,我国专利法第11条规定,专利权被授予后,任何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不得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获得专利权的仅仅是产品的一种制造方法,而产品本身并没有获得专利权,因此上述保护被称为对方法专利权的延伸保护。
  适用上述规定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所谓“延伸保护”能够延伸到多大范围,这涉及到对“直接”二字的理解。从世界各国的专利实践情况来看,不同的国家采取的立场不尽相同。
  司法解释第13条明确了我国的立场,即规定:“对于使用专利方法获得的原始产品,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专利法第11条规定的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对于将上述原始产品进一步加工、处理而获得后续产品的行为,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属于专利法第11条规定的使用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
  例如,针对一项乙烯制备方法的专利权,在未经权利人许可的情况下,张三采用相同方法制备乙烯,构成了使用该专利方法的侵权行为;李四采用张三制备的乙烯来制备聚氯乙烯,构成了使用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产品的侵权行为;然而,李四制备的聚氯乙烯已经不再属于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此后任何人无论以何种方式利用该聚氯乙烯,均不构成侵犯专利权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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