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里城乡，有一年一度的大小民族节日近200个，其中较大的节日集会136个，平均每9.8平方公里有一个较大节日集会点，号称“百节之乡”，是中国和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宝库。“百节”普遍具有艺术性、寄托性、交际性、季节性等特点。归纳为开放型、祝福型、祭祀型、专一型、封闭型、借鉴型六大类。是目前贵州“非遗”代表作项目4774项名录中“筋骨肉”和“精气神”的“活文化”。

　　开放型：民族团结象征的非遗。节日文化开放，是解除民族文化中的封锁、禁令、限制，准许族中其他支系和其他民族自由通行，共同参与，不受民族、领域、群体、人员限制，是“开放”的民族团结象征性文化。由蚩尤文化派生的芦笙文化，对苗族、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乃至国外民族实行“开放”。甘囊香、钉耙山、旁海、碧档嘎等地较大芦笙节，届时观众达五六万至10来万，小的集会也有一两万人。除吹笙跳月外，还有敲跳铜鼓、斗牛、赛马、赛球、拔河、爬山、对歌、游方、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等活动。2011年，已连办13届的“中国·凯里国际芦笙节”延伸至郊区民间直办而变成“中国凯里·甘囊香国际芦笙节”。使“甘囊香”这个神地、神人、神河的“文化特区”更加热闹非凡。全市每年“循序渐举”的芦笙会，主要集中在农历的正、二月间。有少量芦笙会和一些节日在农历三、七、九和十、冬、腊月间隙之间举行。故有“大节三六九、小节天天有”，“苗族节日多，百节凯里殊”民谚。清代爱必达在《黔南识略·清平县》曰：“收获即毕，男女聚会跳月，其性朴质，畏法少识”，是真实的写照。

　　祝福型：民族进步文明的非遗。文明文化泛指苗族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和具有较高文化现代色彩的习俗、习惯、事物方面的文明文化。主要有吃新节，也叫“吃卯”节等节日。六月吃新，重点有炉山镇洛棉片区，大风洞乡各村寨和旁海镇的翁项片区苗族“六月六”吃新节；七月“吃卯”节，主要有三棵树、开怀、鸭塘、舟溪、九寨等乡镇（街道）逢明月卯日过的吃卯节；炉山、万潮、旁海、湾水、龙场、大风洞等乡镇绝大多数苗寨，过农历七月十三日吃新节。节日活动，除打猎捞虾外，还举行芦笙会，斗牛、赛马、唱歌、爬山、球赛等文体活动。传说古时的巴拉河一带因遇旱魔和猪瘟，苗民只好上山打猎过节。南高、格细、各迎、乌大冲、养蒿等寨早上打猎回来，便早上“吃卯”；对门寨、寨瓦、龙井、小蒿枝坪及雷山县的龙塘、丹江等地苗寨回来晚，故晚上“吃卯”。

　　祭祀型：苗族寻根传承的非遗。祭祀型民俗活动，比较有典型意义的是鼓藏节。苗族称“疆略”。“疆”是指一个基层单位或“一片地方”，也含“一届”之意。每十三年一届的“祭祖盛典”，既有祭祀祖宗，繁衍后代寻根文化内涵，又有祝贺丰收，发展经济，繁荣文化愿望；既有礼乐教化，弘扬民族文化的宣传，又有崇尚武功，反抗外敌的习武演练等文化内涵。《砍鼓树词》曰：“……姜央在天上，听我道端详；良辰节日到，追念我爹娘；讨你天上树，鼓树砍一双；凿造祭祖鼓，赐尝不赐尝……”《转鼓词》：“今日祭鼓到，祭供老祖宗；请鼓把身翻，回家享祭供，迎鼓的子孙，多得像鱼群；接鼓的女儿，如蚂蚁聚众……”《首鼓词》：“鼓来牛接，鼓去鸡送；送鼓回洞，祖魂升天；保牛成群，保谷丰登；儿孙得福，朋友安宁……”《洗鼓词》：“祭祖已三载，朝祖过三年；儿女为祭祖，费尽心和血；祖宗得大象，鸡鸭挑满肩；转回老家去，展欧堆涉边；好神跟你走，投胎转童年……”这些唸词直接解释了鼓藏节“祭”的缘由，通过“祭”鼓的起源，醒鼓、砍鼓树、凿鼓、换鼓、引鼓、杀牛祭鼓、淋花树、盖灵房、送鼓、洗鼓等一系列“吃鼓藏”过程，祈求祖宗保佑子孙后代多福安康，并经寻根问祖，传承弘扬民族传统文化。

　　专一型：苗族专一崇拜的非遗。泛指专业、专一的民间传统节日专为某地某一类人员开办的。主要表现在爬坡节或姊妹节等传统节日上。市内香炉山、棋盘山、板溪、长岭岗等10多个苗族爬坡节，专一对青年人，尤其是未婚男女去“爬坡”， 双方通过对歌、盘歌、相互认识、游方恋爱，反映爱情生活和爱情斗争及婚姻制度进化与发展历程。“黔阳第一山”香炉山爬坡节，来至四面八方乃至国内外男女青年达8、9万乃至10多万人，为专一型的黔东南最大爬坡节之一。

　　封闭型：民族压迫痕迹的非遗。“封闭型”是指某个节日集会受到区域性、群众性、民族性的限制，揭示了苗族曾因被民族压迫歧视而留下的痕迹文化现象。舟溪屯上正月游沟节，情郎二月木鼓节，南高二月姊妹节，大中四月八花饭节，舟溪五月卯日端午节，南高、腰乐、上脑、鱼寨等地腊月初七姑娘节，黄金、甘超等地七月头卯吃糟节，舟溪十月接亲节，凯棠、板溪、地午等地冬月十五后辰日转亲节等等，都是“封闭型”节日。南高清朝康熙年间兴起的姑娘节，只限于姑娘和刚出嫁不久的少妇同外寨对本寨小伙有心的姑娘及其母亲参加。相传南高苗女阿心九嫁到西江后，因思念故乡，总想趁节日回乡探亲。但两地同时过节，没机会回去。西江的曼里姑娘爱上南高寨的小伙，也没机会看望。南高寨寨老十分理解年轻人的心情，便倡导在腊月初七过“姑娘节”。后来，南高周边的腰乐、上脑、鱼寨等地也兴起了姑娘节。二月姊妹节，只限姑娘和少妇参与，互叙私情、共吃姊妹饭，有原始宗教神话和阶级压迫痕迹的文化色彩。

　　借鉴型：民族团结融合的非遗。主要指某一民族表现于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在实践中受到另一个民族或更多民族共识和赞同并参与的文化活动。汉族的春节、元宵节、七月半、中秋节、重阳节等，在民族交往和政治、经济、文化渗透中，少数民族也过起了汉节。凯里苗族，在明代以前都过十月苗年节。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朝廷实行“所属土、苗族类渐蕃，混外无别，乞以百家姓编为字号，赐之汉姓”（《弘治实录》）。使“各地苗夷开始使用汉姓，尤其至清代雍正年间更为盛行”。清咸同年间苗族起义抗清长达18年而失败后，苗族遭到大屠杀。据《贵州军事志》记载：同治十一年（1872年），“苗疆人户只剩十分之三，仅剩数万人”。致使苗汉等民族在融合中产生了新矛盾，表面“同化”，内心不“同化”，有的保留了“差距”。如地午、凯棠等地将十月苗年节推迟过冬月十五后辰日苗年节（也称转亲节）。炉山、万潮、龙场、湾水、旁海、大风洞等地杨姓苗族，因咸同“清平杨家军”起义而受官府严密控制，放弃了过十月苗年节，“同化”腊月三十的“汉年节”，但将元宵节改为正月十四过。龙头河以东的挂丁、开怀、平乐、格冲、九寨等地苗寨被控相对少一些，仍然保持了十月苗年节。

来源：贵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