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一般的有关产品制造方法专利不同,通信方法专利解决的是声音、图像等信息在不同终端之间的传递问题,客观上并不生产有形的通信产品。如何确定通信方法专利侵权案件的诉讼管辖问题,是当前司法实践中较具争议的问题。

保护知识产权与禁止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为了合理平衡知识产权的权利行使和反垄断法所维护的公平竞争之间的关系,避免执法、司法部门面对原则性条款时不好把握分寸的问题,应加快制定我国知识产权领域的反垄断执法指南。

据立法机关介绍,2017年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中的“有一定影响”,是借用了《商标法》第三十二条后半段中的“有一定影响”的表述。那么,两个“有一定影响”的判断标准是否一致?这不仅涉及到对新反法第六条第一项的理解与适用问题,还涉及到两部法律的衔接与协调问题。

“药品审评机构收到司法机关专利侵权立案相关证明文件后,可设置最长不超过24个月的批准等待期。”显然,遏制期的存在及长短将直接影响到仿制药的上市时间,在专利链接制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具体设置应当立足国情、慎重考量。这其中,既应有宏观政策层面的导向取舍,也应有微观实践层面的实证支持。为此,笔者拟从司法实践出发,为制度设计提供一个基于我国当前司法实践的视角,并尝试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思考和建议。

随着网络媒体日益进入大众生活,大量图文、音乐类作品的创作、发表和传播越来越便利,他人随手从网络中选取各类视听元素,作为自己在网络平台中的发布内容或发布内容的装饰点缀成分,也似乎成为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然而,由此引发的侵犯著作权纠纷却层出不穷。

法律是最低的道德,道德才是最高的法律。法治状态依靠外在的强制力可以得到实现,但作为企业立命之本的法治精神的培养,则非外在强制力可以完成。

从根源上解决商标恶意注册问题,必须从两个方面抓起,第一,从需求端着手,进一步大幅缩短商标申请审查时间,满足市场主体对商标注册的正常需求,第二,对商标注册申请费用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大幅提高商标恶意注册者申请商标的成本。

由于整个知识产权体系是一个微妙的动态平衡机制,要在当事人的权利和社会的公益之间求取适当有效的保护。因此,如果打算处理NPEs的现象和潜在的问题,绝对不能以简单粗暴的方式,大笔一挥就做出各种限制或处罚,否则只会造成“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甚至更多,这绝非促进市场秩序与创新有序和永续发展之道。

经营者报道、转载竞争对手负面信息未必当然违法。“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不属于商业道德。要准确区分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准确区分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准确区分个人道德、社会公德和经营者的商业道德,为合法的竞争行为保留足够的法律空间。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如果要在“头腾”之诉中判断什么是“ 恶意不兼容”,则这一判决将成为厘清互联网企业商业自由与社会责任界限的重要里程碑,不仅可以为国内类似的纠纷树立先例,也可以为全世界的司法和立法实践提供一份经验。正如杨红灿局长所指出的,“既要鼓励创业、创新,也要维护好市场竞争的秩序,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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